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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 第十一章 “失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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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 第十一章 “失足”

  “无论是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女人,失足都是不能原谅的。因为,首先前来的冒险者可将他们打翻在地,并占有他们。”
                                  ——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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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中旬,兴登堡宣布再次竞选总统。这就迫使希特勒摊牌。很明显,要竞选,纳粹党就得推选候选人,而只有希特勒才有这个现实的机会。即使如此,他还下不了决心。“我知道我会上台,其它人全会失败。”一次他对弗兰克说,“我将自己看作总理,也一定会当总理。我未将自己看作总统,也当不上总统。”他的犹豫不是假的。他整整摇摆了两个星期,后来还是戈培尔说服了他。接着,他便迅速地取得竞选资格。他通过纳粹内政部长(在不伦瑞克)的斡旋,取得了德国公民籍,还当上了该州的议员。次日,2月27日,希特勒正式宣布,他将于15天后参加总统竞选。
  经济危机和政治怨恨,几乎把德国变成了战场。“柏林处于内战状态”,克里斯多弗·伊舍伍德写道:“仇恨刹时从天而降,时时处处均在爆发:在街头巷尾,在大小饭店,在电影院,在舞厅,在游泳池;在午夜,在早餐后,在中午。有刀对刀的,有刺环或啤酒瓶对棍棒的,也有椅子腿对镶铅棍棒的;子弹射穿了广告牌,从厕所的铁房顶上弹了回来。”
  仇恨像瘟疫一样在全国扩散。经济危机的受害者把矛头对准了比他们幸运的人。被迫关门大吉的小店主们诅咒大百货商店;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对仍有工作者和“老板们”仇视;数以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发现前途被堵,把绝望情绪发泄在各类用人单位上。经济危机几乎打击了每个阶层。农民之税收负担,如牛负重,而农产评价格又低。他们鄙视城里人;而数量庞大的失业“白领”,又嫉妒农民——他们有庄稼可收。在许多大城市里,失业工人成群结队地在郊区风餐露宿。在街头巷尾,乞丐比比皆是;至大选时,登记在册的失业者全国已达600万——还有数百万人只有临时工作,或不愿去登记失业。
  在众多因经济崩溃而受打击的人看来,出路在阿道夫·希特勒身上。由于希特勒从未向魏玛政权妥协,且开诚布公地反对凡尔赛条约和赤色威胁,尽管谣言四起,说希特勒与工业资本家来往甚密,他们也满不在乎。他的口号非常简单:“为了自由和面包。”在全国的一起混乱中,他有如中流砥柱,坚持为德国找到一条最佳出路。兴登堡到处立起牌子,号召选民们念他先日之好处:“他曾相信你,你现在相信他。”戈培尔则用“尊敬兴登堡,选举希特勒”予以反击。
  元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被打翻在地的中年人和理想主义的青年身上。他不辞劳苦,到处游说,号召这两种人起来,与他一起和各种用人单位作斗争。戈培尔冥思苦想出来的宣传运动,可说是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没有张贴纳粹口号的墙壁是罕见的;用飞机向百姓散发传单;向尚有留声机的人们寄出了五万张宣传唱片;于晚间在公共广场上放映希特勒和戈培尔演讲的“有声映画”。然而,这项计划的核心却是令人累折腰骨的讲演日程。在3月上旬的十天里,希特勒和戈培尔几乎每天发表重要讲话,通常二次或三次。
  与此同时,兴登堡营垒内阵脚大乱。他们一开始就闹分裂,人们又在嘀嘀咕咕,说总统的儿子奥斯卡秘密地成了天主教徒,还当了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分裂进一步加深。更加荒谬的是,有人攻击说,兴登堡的两个已步入中年的女儿,是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领导人。他们花在澄清谣言上的时间,比花在攻击希特勒之政策上的还多,而每次否认都使虚构显得像是事实。兴登堡的支持者们彼此争论不休,而兴登堡本人也未为争取选票作出多大努力。他只在选举前三天公开露面一次,且还宣称,他之所以同意参加竞选,是因为许多带不同政治色彩的德国人都劝他留任,以防止政权落入左派或右派的手中。
  至3月13日,选举日前一天黄昏,投票结果表明,兴登堡占了希特勒的上风。像戈培尔一样的党内军人,对大选是满怀信心的:希特勒能登上总统宝座。然而,随着得票数字的距离拉开,他们也显得六神无主了。深夜过后一小时,局势已经明朗。兴登堡以700万张票之巨遥遥领先,离必要的多数只差35万张票。虽然在两个领导人之间仍需进行终选,但戈培尔相信:“取得政权的好梦已暂时作完。”
  希特勒却不然。他与心腹们一起,坐在赫克咖啡馆里顽强地等候着。他急忙赶回“褐色大厦”,口述了一份声明,令国社党立即着手准备终选,不得延误。“首轮选举已毕,第二轮于今日开始。我得亲自出马,领导这一选举!”希特勒的沮丧情绪已一扫而光,与戈培尔一起,在一周的空隙时间内,对地方长官,国会代表和党报的编辑等,作了多次演讲,大大地鼓舞了斗志。凡出席讲演会者均相信,在下一次选举中,希特勒必胜。
  终选的胜利却遭到了威胁。这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慕尼黑邮报》突然发表了罗姆与一心理专家之间的通信所致。从信中看,他们二人均有两种兴趣——同性恋和占星。在详细审查证据后,汉斯·弗兰克拒绝以污蔑罪对该报提出控告。此时,罗姆只好承认——狼狈地、拐弯抹角地承认,他是“两性人”。希特勒的律师勃然大怒,因为他历来认为,同性恋者是不热衷于追求刺激的。“现在呢”,弗兰克回忆道,“他却是个勇敢的、富有进取心的军人的典范。他脸上伤疤累累,走起路来昂首挺胸。从外表上看,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男人。”
  长期以来,对罗姆的同性恋,希特勒漠然处之。在那个年代,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但是,在读完书面证据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火冒三丈,好一阵后才平静下来。“一团糟,多可怕!简直不是人!是畜牲!连畜牲都不如,是畜牲也干不出来的事情!”他问罗姆是否“糟蹋”过男青年或男童。律师回答说,找不到这种记录。希特勒这才又平静了些。“若有,那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只要是在成年男人之间——罗姆干的那种事。孩子们不是受害者?”弗兰克重又保证说,找不到一例。“喏,至少我们可考虑是否留他。假如他搞过男童,那就让上帝去惩罚他吧!那样,他就一定得走!”
  罗姆的丑闻分散了希特勒的精力。但是,到终选开始时,他已将此事抛到脑后去了。与通常一样,他又是那样精力充沛,那样乐观。离终选只有一星期了。于是,他便决定用飞机代步,以便每天作三至四次讲演。
  在此次讲演旅程中,他邀请了英国记者塞夫顿·德尔默与他作伴同行。尽管气候恶劣,日程又满,希特勒还是如期完成了计划。这给了这位英国记者深刻的印象。每到一个城市,希特勒都被崇拜他的女人们包围得水泄不通。在科布仑茨时,在火车的过道上,两位姑娘把希特勒拦住了。德尔默听见那两位姑娘歇斯底里地在元首的包厢里又哭又叫,希特勒却一声不吭。待德尔默步入包厢时,希特勒在那里发呆。他对德尔默视而不见,径自将窗帘拉在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月台上的人群,“他的昏昏欲睡的目光变成了弧光,像探照灯一样,横扫左右,将所看到的人统统暴露在那两位姑娘在他身上激发出来的感情之下,与此同时,他也将这种感情投还人群中。”
  在这严峻的竞选运动中,希特勒很少暴露自己的感情。汉堡的地方长官埃尔伯特·克列勃斯目击过一次这样的时刻。
  他带着一份印有元首前晚的讲演的报纸,来到元首下榻的“大西洋旅馆”的房间内。希特勒一板一眼地说着“我的汤!我的汤!”对他表示欢迎。这话先是希特勒说的,后来,他的随行人员亦鹦鹉学舌且很随便。待克列勃斯来到元首跟前时,早餐时喝的汤已送到了。希特勒屈身喝起汤来,看上去,他又疲倦又满腹忧思。他抬头看了克列勃斯一眼,问他对吃素有何想法。不待克列勃斯回答,希特勒便感慨地发了一通议论,暴露了他对“忧郁症的恐惧”。
  希特勒在克列勃斯跟前暴露出他是个人,这还是第一次。(在德语中,“克列勃斯”的意思是癌)希特勒一五一十地对他说,他改变了生活方式:常常盗汗,常常极端激动,四肢发抖,还常常胃痉挛。希特勒坚持说,胃痉挛是癌的预兆,他仅还有几年去完成他的事业。“我没有时间去等待了”,他一边喝汤,一边宣布。“假若我有时间,我就不当候选人。‘老头子’(兴登堡)活不长了。但我不能丧失时间,一年也不行。我必须尽快掌权,在我有限的年月里,解决大量的问题。我一定要掌权!一定要!”希特勒突然结束了这一议论。“人们可以说”,克列勃斯评论道,“他已振作品精神,这可从他的姿态,他的脸部表情和声音中立刻看出来。沮丧情绪消失了,作为人的希特勒再次变成了元首。”
  正当希特勒在公众中树立起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的形象时,兴登堡的势力也在搞一场无声无息的竞选运动。这次,兴登堡未作一次讲演,这便加剧了他快要死的谣传。人们也在窃窃私语,说如他再次当选,退休金和薪金都将减少,失业救济金将被取消。到选举前夕,希特勒看来胜利在握。连嘲笑希特勒的史本格勒也决定投票赞成国社党,理由是“希特勒是个笨蛋,但国社党还是要支持的”。4月10日,星期天,希特勒又额外得了200万张选票,总数已达到1341.8051万张。老元帅所得票数只增加不到70万张,但他仍占稳固的多数——53%。共产党所得票数锐减。四分之一强的选民,不是听了戈培尔的话,投票赞成希特勒,而是投票赞成兴登堡,拒希特勒于总统府之门外。
  在伦敦,每日电讯报预言,希特勒在劫难逃;在慕尼黑,破坏偶像崇拜的史本格勒和他妹妹则在窗外挂起了卍字旗。“谁有机会使人们难受”,他说,“谁就不要放过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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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个人取得了成功,在掌权6个星期后,褐色革命的命运依然是个问号。普鲁士政府被紧急解散,在其他州内引起了严重的关切。2月中旬,戈林对普鲁士警察进行了激烈的清洗,把他不信任的人全部清洗了出去。他下令其警察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取缔与冲锋队、党卫国和国防军有敌对情绪的任何事物。因为这些组织里有着对国家最具有建设性的人们……警察的职责是要协助做好任何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接着,他又发表文告,大意说,“对敌视国家的各种组织”,警察应果敢地采取行动,并可随时动用武器。如果“失职”,他们便会受到惩罚。这是在向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的同情者公开宣战。
  与普鲁士一样,7个较小的州已在政治上就范,但较大的州——包括国家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巴伐利亚在内——却拒绝向希特勒政府屈服。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又号召群众起来抗拒纳粹。2月21日,《红色战士联盟》又煽动“青年无产者”去解除党卫军和冲锋队的武装。“在未来的红军中,每个同志都是指挥官!这是我们向苏联红军战士所作的誓言。无论是机枪、手枪还是监狱,都破坏不了我们的斗争。我们是明天的主人!”几天后,共产党的官方喉舌《红色水手》公开号召采取暴力行动:“工人们,进入工事吧!朝着胜利前进!子弹上膛!拉开手榴弹的导火索!”
  这些革命的号召可能纯属口号,但戈林却认真加以对待——或行动。他于2月24日袭击了柏林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官方公告说,警察抄到了共产党的起义计划。2月26日晚,哈努森预言,这次革命,将爆发为战火。在有一些首都最有影响的人士参加的一次降神会上,他宣称他已看到了烟……有只老魔从火焰中飞*?……接着,柏林一座大楼便陷入火海。听众中,那些深知前一天确有3宗企图向政府大楼纵火的案件的人们,对这一说法必然印象特别深刻。
  纵火者是个24岁的荷兰人,名叫马里努斯·范·德·卢勃。他下定决心向国会大厦纵火。此人身强体壮,行动有点迟缓,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就是放火烧楼。早在4年前,由于厌恶共产党,他退了党,加入了“国际共产党”——这是个支离破碎的小组,反对莫斯科政策。他是一星期前来到柏林的。他当时的想法是,那里将会有重大事件发生。但是,在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示威游行后,他认为,德国革命只有在惊人事件的推动下才能发生。他希望,政府大楼的熊熊烈火将鼓舞麻木不仁的德国群众起来造反。
  3次纵火失败后,他未泄气,遂于星期一中午——2月27日——带上4包纵火物来到米勒大街的一家商店里,然后步行去国会大厦。他穿着破旧,裤子奇短,头带高帽,形象可怜。他在装饰华美、以玻璃做屋顶的大厦周围徘徊,发现从西面进入大厦最为安全——那里的门使用得最少。那天天气奇冷,寒风刺骨。为暖身,他在邮局呆了半小时,然后又步行了若干时候,于晚9时许回到国会大厦。西面的通道已无一行人。片刻后,他便攀墙而上,爬到了2楼阳台。
  晚9时30分,有个神学院学生回家经过当地,忽听见国会大厦内有打碎玻璃的响声,接着便见一黑影,手中打着火把。他于是便跑去报警,在大厦的西北角碰见一个下士警察。这个下士发现了被打碎的窗户,还看见窗后有火光,但他只是惊愕地注视着,几分钟后,才找消防队。10时许,第一队消防车才赶到。此时,会议室已烈火熊熊。
  汉夫施坦格尔在柏林的寓所,刚好在国会大厦对面。其时,他正生病卧床。是守楼人的尖声喊叫把他吵醒的。他往窗外一望,看见了火光,便连忙往戈培尔家挂电话——在那里,晚宴正酣。戈培尔听到这一消息后还以为是开玩笑。“你要是那样想,那就请亲自前来看看”,汉夫施坦格尔反驳完便把电话挂了。片刻后,电话响了——是戈培尔打来的。“我刚跟元首说了,他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别再开玩笑了。”从声音听来,戈培尔似乎不信,且很烦恼。这便把汉夫施坦格尔惹火了。他说,大厦已烈火熊熊,消防车也来了。说完,他便上了床,“养”他的病去了。
  希特勒望见提埃加登上空一起通红,便喊道:“是共产党干的!”喊完,他便与戈培尔一起奔赴失火现场去了。到现场后,他们在仍冒火的大厦内找到了戈林。他的棕色帽子高高翘起,身穿驼毛大衣,看上去像个庞然大物。他是第一批赶到失火现场的人之一,他的第一道命令是*?具特色的:“抢救壁毯!”他对希特勒说,这是共产党干的,“着火前20分钟光景,一批共产党的代表还在国会内。我们扣押了一个纵火者。”戈培尔连忙问:“是谁?”戈林得意地说:“我们还不知道,但能从他口中掏出来,别操心,博士。
  “其它公共大楼没事吧?”希特勒问。
  “我全都作了防范。全部警察我都动员了。每座楼房都安排了特别哨。我们准备对付任何不测。”
  众人踏着水潭和焦墟,沿着烧坏的地段巡视了一周,然后走进一个浓烟刺鼻的大厅。有个警察举枪警告希特勒说,大烛台随时可能塌下。希特勒总理连忙去找前来采访这次火灾的塞尔顿·德尔默。“让上帝保佑这是共产党干的勾当”,他说——对这位记者而言,这是个信号,说明他还不敢肯定这是共产党干的,他只希望如此。“德尔默先生,你现在看到的,是德国一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开端。这场大火是个开端。”他踩上了一条水管,既未失去平衡,也未中断谈话,“如果共产党控制了欧洲,6个月后——我在说什么呀!两个月!——全大陆都会像这座大楼一样陷入火海。”
  他们走上楼梯,上了另一层楼,巴本迎面前来。他原在赫仑俱乐部设宴招待兴登堡的,听到出事后匆忙赶来。他身穿灰色粗呢大衣,头戴黑色汉堡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是上帝赐予的信号呀,副总理先生!”希特勒喊道:“如果这场火是共产党放的,我相信是的!那末,我们便必须用铁拳将这条害人虫砸烂!”看到戈林已抢救了壁毯,巴本松了一口气。希特勒请他前往戈林办公室议事,以决定采取何种措施,巴本客气地、坚决地予以拒绝。他说,他得首先向兴登堡汇报。
  这场火灾似乎把希特勒给迷住了。抵达国会总裁的办公室后,他倚着石栏,俯瞰着这场浩劫,似乎被烈火吸引住了。此时,内阁各部长、官员及其他要员(包括柏林市长,奥威王子,警察局长和英国大使)都陆续前来。负责进行初步调查的人走了进来。普鲁士内政部政警主任鲁道夫·狄尔斯向元首和戈林报告说,纵火者是个荷兰人,名叫范·德·卢勃,已在国会大厦内找到——他光着半身。一个审问者愤然地喊道:“你为什么这样做?”这个激进青年回答道:“为了抗议。”
  戈林一边喊口号、一边发号施令。“这是共产党起义的开端。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希特勒打断了他的话:“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谁敢阻挡我们就把他打倒!”由于激动,他涨红了脸,“德国人民长起来太软弱了。当官的共产党个个都得枪毙。当代表的共产党今晚通通得吊死。共产党的朋友要全部关起来。这也适用于社会民主党和Reichsba-ner(国家害虫)!”
  狄尔斯告诉元首,纵火者矢口否认自己与共产党有任何联系,说国会内的火是他一人放的。狄尔斯补充说,他的供词听来可信,纵火者仅是一个疯子无疑。
  “这个阴谋很狡猾,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希特勒冷冷地说。接着他又蛮不讲理地进行谩骂:“唯一可能的是,他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也没把德国人民放在眼里。他们躲在他们的老鼠洞里,听不见群众的欢呼声。现在他们倒想爬出来了!”狄尔斯说,认为共产党就要起义的想法是荒谬可笑的。数不清的共产党叛逆者曾对他说过,起义不过是纸上谈兵。但希特勒就是不听。他再次勃然大怒,又是谩骂“这些猪猡”,又是高喊他不需要任何证据就可相信,共产党“用在德国的守护神身上纵火的拙劣技俩,作为他们声嘶力竭地宣布要搞的群众行动的信号。”
  暴风雨般的会议于晚上11时结束。接着又在普鲁士内务部长家开了另一个会议,研究了保安措施。之后,希特勒便出发前往《人民观察家报》设在当地的办公室,看看他们是如何报道这次大火的。“等了整整半个钟头才让我进去。有几个编辑坐在里边。某个助理编辑终于出来了。他好像困得很。”希特勒立刻把戈培尔找来。为了准备下一起的稿子,两人干到拂晓。他们准备指责赤色分子阴谋趁“众人惊慌失措”之机,夺取政权。
  与此同时,戈林也在对为普鲁士之官方报纸写报道的人大发雷霆。草稿只有20行,只提到一个纵火者。戈林草草地看上一眼便喊道:“全是胡说八道!作为警事报告,这也许是不错的,但它不是我心目中的公报,一点也不是!”他抓起一支蓝铅笔,把100磅引火材料改成1000磅。作者反驳说,一个人是扛不动这么重的。戈林反唇相讥道:“没有不可能的。为什么要说只有一个人?有10个甚至20个人呢!你难道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吗?这是共产党起义的信号!”戈林重写了公报,指出范·德·卢勃的同谋是国会议员里的两个共产党。原作者要求他签字,因为这不是一份正式报告而是一份政治文件。“只有你正式签字”,他说,“由我交给新闻社,他们才肯接受。”戈林勉强在上面画了个大写G.(”戈林”之第一个字母——译注)。此时,所有警方电台都在呼叫,要抓国会里的共产党议员,以及省议会和市议会里的共产党议员。对共产党官员也要捉拿,所有赤色报纸一律封闭。
  在那晚事件的刺激下,希特勒的胆子大了,竟把自己最后发的禁令全部抛到九霄云外。次日快到中午时,他公开投身军权的斗争。在内阁会议开始前,希特勒总理依各内阁部长的级别高低次序,一一向他们致意(这是开会前的传统规矩)。之后,他便以独断专横的方式主持会议。他说,目前的危机迫使我们“要毫不留情地”与共产党“算帐”,“且不要依靠法律”。所以,他便建议,通过一项保护国家使之不遭“红”害的紧急法令,但必须使它听来纯属防御性质的,且不能太惹人注目。它只能轻描淡写地提一提,“这是个特殊措施,目的在于保护德国人民的文献资料。”然而,弗兰克将草稿宣读后,人们明显地发现这道法令已将一个民主社会所能给予人们的权利大部分取消了。首先,它取消了魏玛宪法所赋予的公民自由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家庭的神圣不可侵犯,通信和电话谈话秘密,集会结社自由,以及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等。接着,它又授权帝国内政部长可暂时控制那些无力维持秩序的州政府。没有一个部长反对剥夺公民权;唯有巴本提出,干预各州的事务,将会种下深仇大恨,尤其是在巴伐利亚州。巴本的异议也是一瞬即逝。他同样只作了一点小小修改——有名无实的修改。当晚,希特勒与他一同晋见兴登堡。元首辩解说,为了镇压红色革命,这道法令是有必要制定的。巴本和梅斯纳未发表意见,总统于是便签字画押,没说什么。
  于是,《国家紧急法》便代替了保守派所梦寐以求的军事措施,由内阁掌握在军事专政情形下一般只授给总司令的权力。表面上,这些权力并不可怕,因为内阁里占压倒优势的并不是国社党。法令是通过了,但时间之仓促以及感情之强烈,竟使人们谁也搞不清取消公民权,而不是像先前的总理一样减少公民权的主意究竟是谁出的。这也许不是立志要取得独裁政权的希特勒之卑鄙阴谋,而是历史的偶然性吧。很明显,这次大火已使希特勒到了歇斯底里的边沿,而他也确实害怕共产革命。肯定的,希特勒的古怪行为,以及戈林和其他接近他的人的行为,并不是明智的阴谋家的有计划的行动。希特勒的反应,更多的是对其任务之信仰,而不是惊慌。就其而言,这次大火证明了他多年来对赤色分子和犹太人的说法之正确。
  尔后所采取的旨在镇压一次不存在的叛乱的紧急措施,结果却成了希特勒取得一切权力的道路上的一次跃进。一车又一车的冲锋队和党卫军匆忙宣誓,成了警察的辅助力量,协助他们维护紧急法令的实施。他们突如起来,冲进早已掌握的共产党的房间和酒馆,一车车地将他们投进监狱或地下审问室。被正规警察拘留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就有3000多。飞机场,码头等地受到严格监视;火车则在边界上遭到搜查。
  戈林可说是出尽了风头。次日,他以普鲁士内政部长的名义发表广播讲话,指责共产党的“罪恶阴谋”。他指责说,许多人计划穿上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服装,去进行破坏国家统一的罪恶勾当和恐怖行动。他预言,国会大厦之被焚,不外乎是未来许多大火之先声,目的在于转移警察的注意力,使人民任凭革命者摆布。不过,他得出结论说,全国用不着惊慌。”我可以对共产党说,我的精神并未垮台。我觉得自己完全有力量去粉碎他们的罪恶计划!”
  他的解释在德国虽被广泛地接受,但国外人士却不那样容易受骗。“共产党与大火有牵连的说法是愚蠢的”,伦敦的《新闻记事报》写道。“在外交界和新闻界,一般人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们越来越感到,国会大厦是纳粹自己焚毁的,作为镇压共产党的借口。”
  次日,3月2日,塞夫顿·德尔默拜访希特勒,以求得答案。希特勒大骂外国人,说他们理应为他反对共同敌人共产党之壮举表示感激,而不应指东道西。德尔默后来插话,说大规模的逮捕使人们产生恐惧,说希特勒计划对*?敌人进行血腥的报复。“我不需要圣·巴托罗谬之夜。”(*巴托罗缪为耶稣之十二门徒之一。1572年8月24日晚,法国巴黎之新教徒被大批杀害。此次屠杀一般被称为“巴托罗缪大屠杀”——译注。)希特勒反驳说,“现已建起了法庭,国敌可由法庭进行审判,法庭可将一切阴谋解决。”德尔默说,据他的理解,希特勒是要用合法手段屠杀他的宿敌;他问,公民权是否永远取消?
  “不”,希特勒说,“共产党威胁被铲除后,一切都将恢复正常。我们的法律太温和了,我不能迅速地、有效地对付布尔什维克的地狱。就本人而言,我倒希望正常秩序能尽快恢复。然而,我们得首先铲除共产主义。”
  在全欧,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人们越来越相信,国会纵火案系纳粹所为。有消息透露,戈林的大楼与国会大厦有地道相通。这使人们大吃一惊,并加强了人们的上述看法。于是,国外呼声四起。然而,这一轩然大波却加速了希特勒对范·德·卢勃及其共产党嫌疑犯的审判——虽然警方曾提出客观报告说,“此案无疑系卢勃一人所为。”这一决定是愚蠢的,因为,希特勒原以为审判可速战速决并迅速澄清是非,但实际上审判却拖延了数月。这便为他的国内外敌人提供了把柄。

  希特勒依期于1月4日在科隆冯·施洛德男爵家中会见了巴本。会见原计划是要在秘密中进行的,但是,尽管各方事前曾周密计划,消息却泄露了出去。那天,柏林一家报纸的记者(他买通了希特勒的一名卫士),在希特勒和巴本分别进入施洛德公馆时拍了两人的照片。会谈进行了两小时。开始时,巴本建议成立希特勒——巴本政府,以代替施莱彻尔政权,巴本与希特勒两人则完全平等。对此令他吃惊的建设,希特勒作了冗长的回答:如果他当总理,他就得在实际上成为政府首脑;他将接纳巴本的一些人去当部长,条件是,他们应同意将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犹太人从领导职务上铲除出去的政策。据施洛德说,两人“在原则上达成了协议”;离开该地时,两人客气地握了手。
  施莱彻尔见到两人握手的照片后。怒气冲冲地闯进总统府,告了巴本一状,说他背叛。他要求总统不再接见巴本,除非他也在场。然而,老头子却对这个勇敢的前骑兵特别垂爱,不相信他会行骗。相反,他竟授权巴本让他继续与希特勒非正式地进行接触并令他的秘书将谈判情况对冯·施莱彻尔保密。
  数天后,兴登堡进一步降低了施莱彻尔的形象。施莱彻尔计划在东德没收破产的容克的庄园(即地主——译注);兴登堡反对这项计划,支持容克。不错,他是被兴登堡作为下级对待的,但他却犯了一个可悲的政治错误——反应过火。他不但拒绝与叛乱的容克再来往,且公开向他们宣战。这样,兴登堡的客厅里便挤满了容克家属的代表,愤怒地要求解散施莱彻尔政府。不仅如此,施莱彻尔还把军方的愤怒招到自己头上。施莱彻尔将军理应记住,共同的事业把容克和军官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已有两百年了!
  施莱彻尔之蠢举的受益人是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很巧妙地利用了越来越高涨的不满情绪,在利珀争取选举。他把这次小型的运动当作全国大选,把党的全部力量投了进去,目的在于取得较大胜利,以便靠实力与兴登堡和巴本进行谈判。为了能从11月失败中东山再起,重新在群众中获得威信,他孤注一掷,几乎在利珀的每个城市和乡村发表演说。所到之处,他都受到热情欢迎。1月15日,他获得了39.6%的民众选票,增加了17%。这证明,他个人的吸引力是相当大的。大选那天,希特勒来到魏玛,“神采奕奕,高兴得象孩子似的。”他称这次成功“是一次其重要性无法估计的胜利”。他满怀信心,竟于次日将他与斯特拉赛尔(他已从意大利度假回来)的矛盾公诸于世。在长达3小时对地方长官发表的演讲中,他攻击斯特拉赛尔背叛,还要让众人知道,他不但已与斯特拉赛尔一刀两断,而且还准备“扭断党内所有失败主义者的脖子”。听众的反应是“狂喜”。党内虽有一批分裂主义者准备追随斯特拉赛尔与元首摊牌,但元首本人却无意斗争。由于关系破裂,斯特拉赛尔放弃了在国会内的席位,开车回慕尼黑去了。
  斯特拉赛尔最终退出政治舞台后,希特勒觉得安全了。他准备妥协。1月18日晚,他再次与巴本会晤。这次,他们是在柏林郊区时髦的达莱姆的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家里见面的。为了绝对保密,巴本是由里宾特洛甫的司机拉来的,而希特勒的车子则直接开进车房。他,罗姆,还有希姆莱,蹑手蹑脚地从花园里进去。
  “希特勒坚持要当总理”,冯·里宾特洛甫夫人在此次会议记录中写道,“巴本再次认为,这是办不到的。他对兴登堡的影响力还不仅于此。希特勒未作进一步会谈的安排。约希姆初步建设,由希特勒会见兴登堡的儿子。”讨论毫无结果便结束了。希特勒的顽固态度令巴本很为难。女主人却不然,与丈夫一样,她对希特勒也产生了深刻印象。她觉得希特勒”这人真了不起,是个正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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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欢呼希特勒的阵阵胜利声中,却也有刺耳的声音——国会纵火案审判之拖延。此案拖至秋季的第一天才开审,但至此时,德国共产党人已令世界大多数人相信,国会的大火是原告纵的。首先,他们在巴黎出版了一本旨在揭露希特勒恐怖的书,但书的内容却是以想像为基础的。“我们没有直接证据,找不到证人,只能暗中与德国通讯”,阿瑟·科斯勒后来供称,“事实上,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一无所知。”
  由于有了这一成功,这些流亡国外的共产党人自己搞了个审判,于1933年9月14日在伦敦开庭,由包括英国的D·N·普里特和美国的阿瑟·加菲尔德在内的国际陪审委员会主审。听众席上的名人有乔治·肖伯纳——希特勒很崇拜他的作品,特别是《圣女贞德》。肖伯纳拒绝入陪审席,只以持异议者的身份出现:“要是犯人被用作棍子去打政府时”,他说,“他的命运早就定了。”经过私设法庭6天的审判后,早可料到的法庭结论公布了:“对国会大厦系国社党领导人或他们的代表纵火焚烧一说,存在着严重怀疑的根据。”
  翌日,德国的审判在莱比锡开庭了。戈林亲自插手起诉,被4个被告共产党人驳得狼狈不堪。戈林大发雷霆,大声呵斥季米特洛夫(后成了保加利亚总理):“你这个流氓!等我们出了法庭后再收拾你!”戈林有最后的发言权,但胜利却在共产党一边——全部被法庭无罪开释。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只他自己有罪的范·德·卢勃被判死刑,并被处决。
  局外人却认为,那荷兰人不外乎是纳粹的工具,其纵火的目的是要制造消灭共产党的口实。许多历史学者,包括布洛克和希拉,也有同感;但他们的推测都是在弗里兹·托比阿斯的书出版前作的。托比阿斯的书写得很详尽,结论是,共产党和纳粹都与此次大火无关,纵火者只卢勃一人。不少历史学者,包括布拉切尔,对托比阿斯的书提出疑问。尽管如此,他所列举的事实,与汉斯·莫姆森所列举者相同。莫姆森的权威文章,是由当代史研究所发表的,而这个研究所是不大可能同意纳粹的解释的。再者,对卢勃的历史及审判记录所作的审查和研究表明,他的智力在一般人之上,他之纵火是一个喜欢单独行动的流浪汉的行为。
  莱比锡审判的判决虽受外国舆论的影响,但它也表明,法庭仍保留了一些独立性。戈林牢骚满腹,说法官的行为丢脸(“你简直可说,受审的是我们,而不是共产党”)。希特勒的回答却泄漏了天机:“我亲爱的戈林,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很快就会让那帮老傢伙讲我们的话的。反正,他们都该退休了,到那时,再把我们的人安插进去。不过,只要老头子还活着,我们就没有多少办法。”
  汉夫施坦格尔说,他是在总理府进午餐时偶然听到这番话的。那年秋天,他再次努力,试图让希特勒走上一条西方更能接受的道路。他给美国大使的女儿、娇媚动人的玛尔塔·多德打了个电话,说:“希特勒应有个美国女人——一位可爱的女郎能改变欧洲的整个命运。玛尔塔,你就是这个女人!”(与众多元首的心腹一样,汉夫施坦格尔并不知道,希特勒已有一个情妇即爱娃·勃劳恩,但被弃置)。
  “这个送上门来的机会”使玛尔塔·多德很是“兴奋”。她同意与元首会面,并“改变欧洲的历史”。在凯撒饭店的茶室里,希特勒吻了她的手,还狼狈地喃喃了几个字。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正与欧洲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面面相觑。“他好像很谦虚,中产阶级,相当不活泼,且很腼腆——但又有一种奇怪的温柔感和令人感兴趣的无可奈何感。”在晚餐时她描述了她对他的印象。父亲“对我之易受感动觉得非常好笑”,叫她勿冲洗被这位伟大人物吻过的手。
  多德大使对希特勒没有多少印象,但他的英国同行们却认真对付起希特勒来了。关于元首之重新武装的要求,他们愿意作出相当的让步,并急于达成某种协议。这由1934年初,英国掌玺大臣安东尼·艾登勋爵访问柏林时透露了出来。艾登对希特勒的印象是,他绝不仅是政治煽动家。“他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会晤的时间很长,随着会晤的进展,他表明,他完全掌握了会谈的主题。”关于国际保证,德国所要求的只是自我防卫的可能性。如果这种条约得以签订,希特勒答应保证解除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武装。次日,2月21日希特勒作出了一个不平常的姿态,即前往英国大使馆进午餐。这似乎要着重表明他和解的意图。这是元首首次步入一外国使馆。他对饭菜和饮料兴趣不浓,但是,一当谈到个人在大战中的经历时,他便“大大的不拘泥了”。艾登说,退伍军人是最不希望再发生一场战争的。希特勒”欣然同意”这一说法。
  午餐后,希特勒提出了详细的建议。他要求得到他的邻居的机群总数的30%,并同意,德国的飞机数量永不超过法国飞机数量的60%。他欣然自动提出缩减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数量,使艾登好生惊奇。他还说,“他的常识和政治本能永不会让他批准在国内建立第二支军队。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这是个作让步的季节——希特勒作出了另一个友好的姿态。这次是在3月14日向美国人作的。外交部氏冯·牛赖特电告驻纽约的总领事,让他向多德大使——多德大使乘“曼哈顿号”即将抵达纽约——转达下列口信:
  帝国总理请多德先生向罗斯福总统转达他的问候。他对总统为美国人民的利益所作的英勇努力表示祝贺。总统为消除经济危机进行了成功的斗争,全体德国人民正满怀兴趣和钦佩予以效尤。总理同意总统的见解,即责任感和纪律等诸美德,应是全民族的最高准绳。总统给每个公民提出的这个道德要求,正是德国哲学的精髓。我国的座右铭“公众利益在先,个人利益在后”正表明了这点。
  这个口信远未达到其目的。它不仅措词刺耳,且时机不对。一周前,“美国犹太人协会”在马迪逊广场公园举行模拟审判,题为“文明对希特勒主义、希特勒政权之法律和行径之事迹展出”。由著名律师萨姆埃尔·西布里扮演“文明”的律师,证人包括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市长、阿尔·史密斯和雷蒙德·莫雷。人们众口一词地宣布,“文明”为胜方。

  不到几天的功夫,希特勒便从逆境中恢复过来,且恢复得很好。但是,凡是在这危急的时刻在贝希特斯加登见过他的人,对他的看法却又不同。内中一人是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他是巴本的朋友,他之贝希特勒加登之行的目的原是要修补总理和元首之间的关系的。但是,在抵达后不到一小时,他就成了希特勒的信徒。“当时,确没有讨论或谈判的余地”,他回忆说,“他只依实陈述,使在场者人人皆能接受。他不受他人影响,毫不妥协。”前来充当说客的里宾特洛甫,在离开该地时业已坚信,只有希特勒才能将德国从共产义义中拯救出来。他于是便加入了国社党。
  数天后,8月17日,数名美国记者会见了希特勒。按原计划,路易斯·洛茨纳、赫·V·卡尔顿波恩和卡尔·冯·维甘德三人是要一起采访元首的,但是,代表赫斯特报纸的维甘德却坚持要单独采访。15分钟后,维甘德怒气冲冲地回到了他下榻的小旅馆——就在瓦申弗尔德大楼附近。“那家伙不可救药”,他对两位同行说,“每次见他我觉得他一次比一次糟糕。从他口中我啥也没有掏到。你提一个问题,他便发表一通演说。这次采访完全是浪费时间。”
  正当卡尔顿波恩和洛茨纳走向门廊时,希特勒刚好从前门出来。卡尔顿波恩劈头便提了个令人难堪的问题:“对于犹太人您是持敌对态度的,请问,您是否将德国犹太人和从*?它国家迁徙来的犹太人加以区别?”
  希特勒的明亮碧眼,似乎看穿了卡尔顿波恩。“我们相信为德国的门罗主义”,他喊道,“你排除了未来之移民——你们不接受的移民。你们调节移民的数量。你们要求移民者非达到某种身体水准不可。”其它国家的犹太人他毫不操心,只关心他国内反对德国的分子。“我们要求得到用我们认为适当的办法去对付他们的权力。”
  洛茨纳把话题拉回到眼下的政治形势上。希特勒先生是否真的曾向兴登堡提出过要建立权力相当于墨索里尼政权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希特勒彻底否认曾有过这种交易,但接着又硬说他有“得到全部权力的权力”。他的谈吐,似乎他已掌权,并谈到了他将在德国建立统治的情形。它必须是某种权力主义的政权。议会制并不是欧洲大陆的产物,也与他们的传统不符。“然而,我们却不能用野蛮的力量予以代替。”政府必须有群众的支持。“你不能在真空中建立专政。力量不是源于人民的政府,一遇外来危机,就会失败。”
  在新国会的开幕大会上,国社党的代表们的举止是很得体的。反对派发言时,他们静坐着;在选举议会长官时,他们也充分合作。这种模范行为也得到了报酬——在中央党的支持下,戈林当上了国会总裁。人们在平静而有建设性的活动中度过了几天。德国的政局终于稳定了——多亏了阿道夫·希特勒。然而,不到一星期,他突然又改变方向,很明显,是心血来潮使然。共产党提议向巴本政权投不信任凭。希特勒令他的代表们不予反对。
  这次会议变成了叫喊比赛。当巴本——他匆忙离场让兴登堡在一份解散议会的文件上签字——回来要求发言时,戈林总裁装作没有看见。巴本大怒,将文件扔在主席台上,戈林对此视而不见,要求投票表决。表决结果是巴本彻底失败——512票对42票。
  意外政变之成功,使希特勒得意忘形。他满怀信心着手准备大选。在讲台上,他又表演了惯用的伎俩。目击这场魔术的有一个是他的敌人——奥匈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的儿子。在柏林举行的一次露天大会上,奥托·冯·哈布斯堡与一群一直在咒骂希特勒的共产党人一起,站在人群的边沿。希特勒出台了。他还来不及开口,那些咒骂他的人们便被吸引住了。”在开口前他就将他们抓住了。他有某种磁性天才。”演讲快结束时,年轻的哈布斯堡大为惊讶,因为他周围的共产党人正与其他欣喜若狂的听众一起欢呼。
  尽管希特勒有吸引群众的天才,他的竞选运动却进展缓慢。这是因为,党的财力和人力已严重枯竭,几乎到了破产的地步。似乎永无终结的选举也使德国人的情绪一落千丈。戈培尔再也无力掀起先前选举时的那种热情,参加大小会议的人数越来越少。以史本格勒为例,永无止境的选举使他怒不可遏;原来对希特勒半心半意的支持此时已变成了讽刺。那年秋天他写道,德国没有真正的凯撒,而货真价实的元首必须“是个英雄,而不是英勇的男高音”。
  正当希特勒试图为竞选运动注入生命时,他本人再次遭受不幸。11月1日,数月来一直作他的情妇的爱娃·勃劳恩,也用手枪自杀,一如吉莉·拉包尔之所为。她疯狂地爱着他,而他又忙于选举,没多少时间与她相伴。他原也给她寄短信的,后来,随着政治局势的加剧,连短信也越来越少了。令她更难受的是,有个不怀好意的争风吃醋者,又将元首在竞选时与漂亮女人一起照的相片拿给她看。
  万圣节(11月1日)晚午夜后不久,她给希特勒写了一封诀别信,然后朝脖子上开了一枪打断了大动脉。她踉跄地走到电话机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外科医生气拉特大夫说,她朝自己心脏开了一枪。
  希特勒顾不上大选一事,带着一束鲜花,赶到私人医院——她在那里养伤。“你觉得”,他问普拉特医生道,“勃劳恩小姐自杀的目的就是为了当你的病人和把我吸引在她身边吗?”医生对元首说,看来她是真心想自杀。她觉得没人理她,不如了却残生算了。医生走后,他转身对同伴霍夫曼说,“你听见了,这姑娘自杀是为了爱我。可我并没有惹她,她没有自杀的理由。”他一边在不安地踱步,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很明显,我得照顾这位姑娘了。”霍夫曼反对。谁会因此事拿他试问呢?“你想想,谁会相信呢?”希特勒说。希特勒对人性是比较了解的。谁又能保证她不再自杀?
  竞选运动本来就在恶化,可这个偶然事件却又分散了希特勒的注意力。两天后,他又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戈培尔主动与赤色分子一起,搞了一次未经工会允许的柏林运输工人大罢工,要求每小时增加一起芬尼左右的工资。这两个党的目标原有许多共同之处,两党共同战斗,这也不是首次。在尔后的数天内,天气阴湿而寒冷,国社党人和共产党人在警戒线上一起露宿风餐。他们肩并着肩,向破坏罢工者投掷石块,拆除电车铁轨,还修筑路障。
  希特勒无法公开谴责他的鲁莽的信徒所采取的行动,但在私下里,他却为赶跑了如此众多的中产阶级的选民而火冒三丈。他于是便下令结束罢工。“报界在发我们的火,称我们是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我们却是出于无奈”,戈培尔在日记中解释说,“对此次罢工,倘使我们置之不理,那末,我们在工人阶级中的地位就会发生动摇。”
  戈培尔鲁莽之举,使资产阶级为竞选提供的资助也减少了。星期日那天,11月6日,希特勒丢掉了200多万张选票,在国会内也丢掉了34个席位。与中央党的简单的联盟再不能为他取得多数了。更重要的是,这表明希特勒洪潮业已退去,企图通过投皮箱取得政权的战略也已失败。
  有议论说,希特勒再次以自杀相威胁。在绝望中他会说这番话,这是非常可能的。然而失败后重振其鼓的这种方式又再次重演。不到几天,希特勒又从沮丧中脱身出来。待他同意让塞夫顿·德尔默再次采访他时,他似乎已完全恢复了信心。会见是在魏玛的“大象旅馆”的一个后室里举行的。交谈中,希特勒突然把话题从政治转到一个谣传上——英国希望在德国重建君主制——使这位英国人惊奇不已。德尔默说,这种说法他还是首次听到。“英国政府仅对能使德国建立秩序和稳定的措施感兴趣。”
  “很对,很对”,希特勒喊道,“若有人让霍亨佐伦王室复辟,德国将在火焰中复兴。我快要掌权了,一点也不想当一匹赛马,让王室的骑手骑在我背上。”希特勒这番恶语,可能是针对新近受的一次侮辱而发的——在波茨坦,他曾与继位公主塞西里埃会见并受辱。会见结束希特勒准备起程时,他的随员听见公主喊道:“快把窗户打开,这里品味不好!”元首无法控制之浮誇继续令他难堪。

  国会大火一案,却也在短期内有利于元首。由于选举日期近在眼前,大火增加了大多数德国人对革命的恐惧。当一队队褐衫党徒将共产党人之竞选宣传路牌拆除并换上他们自己的时,反对者寥寥无几。希特勒并未犯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党的政治错误,只决定待选举后再议,以免工人阶级之选票落入社会民主党人之手。纳粹在全国大量散布恐怖消息,说赤色分子在采取严厉措施后必然将国人投入血泊,并号召选民授予国社党统治权。戈林更直言不讳:“同胞们,任何法律上的考虑均无法挫败本人之措施”,3月3日,即大选前两天,他在法兰克福对一群听众说:“任何官僚机构均无法挫败本人之措施。我不为法律而犯愁,我的任务是破坏和消灭。这是一场反对混乱的斗争,我将不动用警察去进行这场斗争。资产阶级的国家可能会这样做。当然,我会最大限度地动用国家权力和警察的,亲爱的共产党人士,所以,千万别得出错误的结论。在这场斗争中,我将领导褐衫党人殊死战斗,我的手,将紧紧卡住你们的喉咙!”
  这是直言不讳的供词:在法律外动用残酷的暴力,而这个供词也只有在国会大火后充电的空气中才能作出。纳粹有幸的是,巴本·兴登堡之流,以及工业家们,对这些惊人之词漠然处之,并大力支持希特勒竞选——尽管有时是无声的支持。普鲁士财政大臣对一位奥地利来访者说,只要“讲求实际的、可敬的”诸如施维林·冯·克罗西格特等人仍留在内阁,纳粹便无成功之可能。戈林、戈培尔一类的丑角的激烈言论不得认真相信,原因是,“实际主事的是保守派,希特勒只有靠边”。
  工业家们自信有能力左右希特勒。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会议上,25名工业家竟承包了大选的费用。在克虏伯·冯·波仑代表工业家表示一致支持希特勒后,戈林便提议募捐:“如果诸位相信,在此次选举后10年内,或许在百年内不会再有选举,那末,我们所要求的牺牲便较容易承担。”这个对结束民主程序所作的威胁,银行家沙希特却当作是个保证。他说:“先生们,现在请解囊吧!”工业家们接着便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老克虏伯代表全鲁尔捐助100万马克(约值25万美元),I·G·法本的代表认捐了40万马克。其他人也作了认捐,总数达300万马克。
  由于有这些钱可供支配,国社党与另外两个联合伙伴,便在全国掀起了大宣传。国社党人的主要演讲都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对没有收音机的人们,他们便在街头和广场上架起喇叭。新政府的承诺和威胁都通过这些喇叭嚎了出去。为证明自己合法,希特勒常提到兴登堡的名字。数月前,就是这些人,曾把这位老头子称作傻瓜;现在,他却成了威力无穷的英勇人物。
  由于预见到在取得压倒胜利后政权便能巩固,党员们便热情地投身于这一有政府支持的运动中。冲锋队与党卫军再不致遭警察镇压了。相反,他们把冲锋队和党卫军视为助手,对他们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所作之过激行为,也视而不见。
  在演讲中,希特勒批评反对派没有纲领,自己却又拿不出来。他所要的是4年任期时间,去证明其才干。大选前夕,戈培尔将这天变成了半个假日,称大选日为“民族觉醒日”。看来,人人似乎都支持希特勒。他是青年理想主义者的希望,像爱国者一样高举大旗。害怕莫斯科支持革命的人们,只有两个选择:德国非红则褐,而后者似乎更为悦人。许多先前批其他的人,例如后来成了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统的西奥多尔·豪斯,声称已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缓和。“他的狂言少多了。他已不再向犹太人喷火,讲演4小时竟能不提‘犹太人’一词。”希特勒甚至得到了一些犹太人的支持;《犹太全国联盟》不但主张元首禁止东部的“犹太小商贩”进入德国,而且还支持他的新政府。
  尽管表面文章已做足,且在大选中花费了大量金钱和精力,国社党得票只有43.9%,其盟军也只在国会中给了他微弱的多数。胜利虽然微弱,这却也足以令希特勒伸手向人民要权,重新对未在他统治下的各州实行控制。由于有柏林的支持,巴伐利亚的纳粹便强行摊牌。他们动员了慕尼黑的冲锋队。3月9日中午,在身穿冲锋队制服的罗姆上尉的陪同下,地方长官阿道夫·瓦格纳来到州总理赫尔德的办公室。他们要求赫尔德立刻委任里特·冯·埃普将军为州总督——此人曾在1919年协助粉碎了苏维埃共和国。
  赫尔德致电柏林,提出了抗议,但所获答复是,埃普已被任命为总督。他向兴登堡提出抗议。兴登堡的答复表明,老头子是何等无能为力:他要求赫尔德将此后所提的意见直接呈送给希特勒。这样,巴伐利亚便最终合法地落入纳粹之手。
  其余各自由州也在同样的程序下——下边进行威胁,由柏林发电干预——也一一先后就范。
  在巴伐利亚夺权当天,希特勒飞赴慕尼黑,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他趾高气昂地说:“在德国,最贴我心的城市就是慕尼黑,作为一个青年,一个军人,一个政治家,我是在这里发迹的。这个城市是用1923年在这里牺牲的同志的血洗礼的。”他向当地党的领导人发出指示,即使要以吸收非党人士参政为代价,也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权。“先生们,你们的任务”,他说,“是艰巨的。但,帝国政权不得再受巴伐利亚的特别运动或分裂分子的骚乱的干扰。这对国家的政治安定是很重要的。我必须完成俾斯麦之未竟事业:只有对帝国之利益有用,州才成其为州。”
  后来,有人问希特勒,对在1924年审判他时唯一得力的检察官应作何处置。“那时,他虽严厉,但很客观,也很客气”,希特勒说,“让他留在司法部吧。”
  许多外国人都错误地相信,希特勒已在全德巩固了*?政权。他虽是个完美无缺的政治家,但也是逐步才取得政权,且得到了人民的同意。“权威”,他对弗兰克说过,“不外乎是个跳板,从这一步跳到下一步”。由之,向德国社会之各阶层人士作出让步便成了他的警言。出于对霍亨佐仑家族和对兴登堡的尊敬,他选择了波茨坦卫戍区敬堂作为3月21日新国会开典的地点。这个因出了腓特烈·威廉一世而深感荣耀,且有腓特烈大帝的陵墓的古城,也是具有普鲁士的军人传统的。
  3月21日,全城被卍字旗和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帜装饰得喜气洋洋。在隆隆炮声中,陆军、党卫军和冲锋队排起了庄严的队列,在春日的明媚阳光下,官方的摩托车队,铃声阵阵,朝那间小教堂驶去。
  身穿普鲁士褐色元帅服的兴登堡之高大身驱一出现,全场顿时起立。兴登堡一手撑着拐杖,另手执着元帅棒,威严地缓步前行。行至皇帝的宝座前时,他转过身去,举起元帅指挥棒,向凯撒的空座致敬——皇亲国戚则站立其后。这位元帅完全支配了站在他身旁的身材较小的希特勒。他身穿礼服,周身不安。在法国大使弗朗斯瓦·本塞看来;他“像一个胆怯的生人,由一个显赫的保护者,向一群陌生的人士作介绍一样”。
  两人对面坐下。兴登堡取出眼镜,开始宣读讲稿。他说,新政府所面临的任务既繁杂又困难重重。他号召重新发扬普鲁士旧日纪律严明之爱国精神。
  希特勒之演讲,与其说是针对在家中听广播的平民百姓,不如说是针对拥挤在台下的人群。他说,战争是强加在凯撒和德国头上的;他所继承的不外乎是经济衰退和失业。在扼要地阐述了未来的计划后,他转向兴登垦,似乎他还是他的指挥官似的。他大大颂扬兴登堡,称他是军队的首脑和人民的领袖。“您同意我们为德国的振兴而尽力,这是我们的幸福。”
  希特勒步至兴登堡的座椅前,弯下腰去紧握他的手。老头子深受感动,缓缓地行至腓特烈大帝和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墓前。跟在他身后的是他的儿子和副官。副官向两墓献了花圈。此时,礼炮齐鸣。
  由戈培尔一手导演的庆典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场的所有人——军人、容克、君主主义者——均相信,希特勒对兴登堡必恭必敬,会遵循普鲁士的理想的。然而,两天后,他便向客观的观察家表明,对谁他都不奴颜卑膝。场地不同了——这次是在柏林克罗尔歌剧院——气氛也大大不同:冲锋队和党卫军在各走廊上游弋,舞台后边悬挂着一面大卍字旗,用以提醒人们谁才是德国的主人。下午2时5分,国会总裁戈林宣布会议开始。在简短地致词后,他朗诵了《苏醒吧,德国!》一曲的歌词。接着,他便请希特勒谈话。希特勒穿的是褐衫党的朴素的制服。
  会场沉静了片刻;接着便是众口一词的喊声“胜利万岁!”喊声连着疯狂的掌声。希特勒通过臂林,大步上台。这是他首次在国会里露面。他是照本宣科。但是,这份讲稿,若按其措词之谨慎和调子之温和,是很出色的。他立誓要尊重私人财产和个人的积极性;保证援助农民和中产阶级。他将结束失业,与法国、英国,甚至苏联讲和。但是为了做到这些,他需要国会通过《减轻帝国和人民苦难法》。这个所谓授权法给了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是暂时的。但他把它弄得听起来温和,且保证“只在执行极端必要的措施非动用不可时”才动用品紧急权力。
  在向国会、总统、各州和教会保证不侵犯他们的任何权利后,希特勒却又以强硬措词结束其讲话,将这些保证一笔勾消。如国会拒绝给予他“友好合作的机会”,新政权则准备为其自身的原则而斗争。“议员先生们,是战是和,这就有劳诸君作决了。”
  中间休息时,反对这一措施的敌人动员起来了。会议一恢复,社会民主党领袖便在发自走廊上的褐衫党徒的有节奏的喊声中(“我们要授权法——或放火和屠杀!”)发言,勇敢地提出抗议。虽有巴本的力谏,希特勒作出了回答,其方式足令人忆起早年慕尼黑啤酒馆起义时之情景。他用讽刺加谩骂攻击了社会民主党人。“我并不需要你们的选票。德国会自由的,但不是通过你们。别把我们误作是资产阶级。德国之星正在上升,你们的确在没落。你们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希特勒的突然袭击,不但击毁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徒劳的反叛,而且吓坏了中央党。投票开始了。当戈林宣布选举结果时(441票赞成,94票反对,远远超过了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国社党人同时一跃而起,大声欢呼,好像一场足球赛终场前几秒钟他们的队踢进决胜的一球似的。他们伸开双臂,高唱《维塞尔森林之歌》:

1931—1933.1.30

  希特勒关于削减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承诺,在一定程度上使法国安下心来,但他们的领导人却不相信希特勒之重新武装的计划只是为了防卫。“英国人急于求成”,弗朗斯瓦·本塞大使回忆道,“他们一份接一份给我们发来照会,敦促我们说明,需要什么保证才足以使我们同意让帝国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武装。”然而,英国人在私下里却感到关切,特别是对德国迅速发展的空军,但对新帝国之处境仍公开表示同情,许多人嘲笑希特勒正在走向战争的说法。
  弗朗斯瓦·本塞大使同意向德国作出让步的意见。“有限的、受控制的重新武装,比无限的、不受控制和压制的重新武装要好!”他觉得,有协议,哪怕是平平常常的协议,总比没有好。他于是便极力争取他的上司。4月初,他亲赴巴黎面呈他的看法。但在与总理杜美尔会晤时,“却不准说一个字”,几次三番想转入话题,都被总理打断。法国的决定是,在东部建立反纳粹集团,以遏制德国的野心。波兰、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将成为这一长链中的一环,统统由“法国母亲”卵翼。
  那年春,苏法达成协议。希特勒害怕这是包围帝国的开端。为了与建议中的集团相抗衡,希特勒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盟友。最有可能成为这一盟友的是意大利,但它的领导人自1924年拒绝借给希特勒几百万里拉以来就一直对这一联盟没有多少兴趣。求人一事使希特勒很不痛快,但骄傲不得不向需要让步。他再次作出努力。希特勒压住怒火,致函墨索里尼道:“……本人既对阁下之具有历史意义的努力表示钦佩,又期望以真诚友好之精神与阁下合作。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紧紧相连,若适当地注意一致的利益,两国则为欧洲的稳定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他辩解说,由于德国已被解除武装,他有权要求其它国家裁减军备。接着,他便详尽地列举了他通常的论点。为了提高这封信的重要性,他便差戈林前往意大利送信。
  数星期后,希特勒的国外新闻秘书和非正式的朝廷弄臣汉夫施坦格尔也往访墨索里尼,并建议他与元首会晤。“你们两人都是瓦格纳的崇拜者,这就给了你们共同的出发点”,汉夫施坦格尔记得曾说过,“想想看,如果您把他请到威尼斯瓦格纳逝世的地方文德拉明广场,那该有多大意义!从您的长期经历中,他能得到好处,得到迫切需要的从德国国外去观察欧洲问题的洞察力。”墨索里尼并不反对这个想法,发出了邀请。希特勒表面上推辞了一番后,接受了邀请。
  这次历史性的会晤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据意大利新闻社驻柏林代表菲力波·波加诺说,墨索里尼的动机主要是想见见这位全欧都在议论的政治家。“希特勒是个头脑糊涂的笨蛋”,他私下对波加诺说,“他脑子里塞满了政治和哲学的标签,且全是毫无条理的货色。我真不明白他为何要等这么久才把政权拿过来,为何要扮演丑角,搞什么竞选,搞什么合法掌权。真是荒唐!要不是向罗马进军,法西斯意大利就永远不会出现。我们是充满活力的,希特勒先生不外乎是个空谈家。”
  由于这一轻蔑态度被传了出去,意大利报界倾巢而出,“看看这位畸形怪人希特勒。”6月14日,当他在里多机场步出“容克”座机时,身穿毛哔叽服,外披旧军大衣的希特勒,看上去像个在作绝望挣扎的推销员。到机场迎接他的墨索里尼则穿一件黑衬衣,一双高筒马靴,还系了闪闪发光的金穗带,身后还有身穿整齐制服的意大利士兵。墨索里尼把胳膊往外一甩,行了个罗马式的欢迎礼。这一甩,刚劲有力,记者H·R·尼克博卡想,“他把手都甩掉了。”
  希特勒胆怯地侧身出来,将手轻轻一抬,像表示歉意,又像行纳粹抬手礼致谢。很明显,墨索里尼的这一表演着实令他狼狈不堪。在阳光照射下,他眨了眨眼睛,然后便笨拙地走下舷梯,与他的理想中人物握手。“他们离我不过3码远”,尼克博卡写道,“他们的脸部表情让我着了迷。在不得不客套一番的下边。我在墨索里尼的眼中看到的是取笑的神情,希特勒眼中的是愤怒。”当主人领他打那排军队前走过时,他的窘迫感并未减轻,他的举止就像小学生首次参加正式晚会一般。对那顶新软帽他简直不知如何处置。他先是脱帽向意大利国旗致敬,然后想戴上,却抓在右手中。与墨索里尼——此时他已开始交谈,讲的是怪腔怪调的德语——一起行进时,他把帽子来回倒手,好像它是个滚烫的马铃薯似的。
  去威尼斯时还有一桩笑话。上游艇时,希特勒慌里慌张,谦让墨索里尼先上。但是,善于当主人的墨索里尼却拐到他身后去了,不断挥手让他过跳板,好像赶鸡入笼似的。在旅馆内,他从电梯里跳出来,低着头前行。“墨索里尼风度翩翩出来,他明白他是众目之的。他抬头挺胸,目光四射。他是意大利总理呀。”
  一进房,希特勒便破口大骂他的几个顾问,为何竟让他穿便服来,说墨索里尼穿得如此出众。他心绪烦乱,首次与主人交谈时,又碰到一场灾难。墨索里尼主宰了会谈,内容是奥地利问题。他讲的是似通非通的德语,希特勒有时竟听不懂,而墨索里尼也误解了许多希特勒的奥地利德语。
  次日,两人在圣马尔科广场检阅法西斯部队。两队士兵争论谁该从检阅台正前方走过。两队各不相让,同时前行。这时,乐队开始像猫叫春似的吹打起来。后来,他问他的新任副官弗里茨·魏德曼,这样的军队军事价值有多大。战时曾在希特勒所在兵团当过副官的魏德曼回答说,战斗力与游行毫无关系。“然而,这句话并未使希特勒产生什么印象。特别是就在那时,他往窗外瞧了瞧,发现有艘军舰,桅杆上挂的不是舰队的旗帜,而是水兵们的五花八门的衬衣和内裤之类,令他目瞪口呆。”
  只有傻瓜或喜剧大师才会把独裁者之间的最后一次会谈,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安排在里多高尔夫球场。“我注意到”,被加诺回忆说,“希特勒不停地说话,且很激动。墨索里尼则在听着,一声不吭,脸有不悦之色。”在长达两小时的会谈中,波加诺很少看见墨索里尼开口。“希特勒之唾沫横飞令他生厌。当晚,在正式招待会中间,他匆匆起身而去,离开了小湖,宣称他任何人都不见。”
  希特勒被刺痛了。他明白,他不但遭到了墨索里尼的冷落,而且在外交上也遭他暗算。元首同意承认奥地利(他将它看作是帝国的一部分)完全独立,但他得到的却是墨索里尼对裁军问题并未作肯定支持的保证。这样,当外交部长牛赖特向各外国使团散发一份通知时,各外交官员都怀着好笑的心情读这份通知:
  “……帝国总理访问威尼斯时,受到了破格的热情接待,气氛和谐,公众对此印象尤深……
  “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相处甚洽,私人间的同伴之情远甚于相互尊敬。
  “会谈是详尽的,也是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谈到了由两种观念之亲密关系所产生的所有问题,达成了远期的协议。正式协议尚未草拟,因而尚未签订……”
  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威茨萨克私下对一个瑞士外交官说,他“预见不到两人会更密切地合作”。

  希特勒从吉莉之死带来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后,参加了在北方召开的党的领导人会议。这一次会议对该党很重要,只准党的地方长官和冲锋队的领导人参加。会议开得很成功,它标志着党的改组已结束。“我们的党”,几天后他说,“今天已团结一致,地方长官和政治领导人本能地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会议的结果之一是,党将“所有懒汉,腐化分子和废物”清洗了出去。精简了党的机构,巩固了党的体制,加强了希特勒的个人权力。
  内务得到整理后,希特勒便放开手脚投身全国的政治活动。1931年10月14日,通过兴登堡总统的心腹顾问之一库特·冯·施莱彻尔将军的安排,希特勒会见了“老头子”。在兴登堡跟前,希特勒显得手足无措。兴登堡身高六英尺五英寸,声音洪亮而低沉,是个势不可挡的人物。希特勒讲话冗长,令这位陆军元帅好不生气。据说,他后来曾向施莱彻尔抱怨说,希特勒是个怪人,永远也当不了总理,他能胜任的最高职务莫过于邮电部长。此次会晤虽然令人失望,施莱彻尔仍对希特勒抱有希望。给他印象深刻的,不仅是在新近大选中元首所取得的成绩,而且还有他的国家主义纲领。“他是个有趣的人物,具有不平凡的口才。”这是他对希特勒的评价。“按他的计划,他上了天。要让他脚踏实地,你得抓住他的衣尾。”施莱彻尔——在德语中,它的意思是“阴谋家”——是个善于随机应变的人物,但是,热情却有可能将他引入深水潭。他暗自认为,自己有能力左右从前的任何一个下士。
  希特勒习惯于被人低估。政府处理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的失败,令许多德国人清醒过来,而希特勒在尔后数月内便在这些人中建立群众支持的基础。为了取得国外的支持,他试图直接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这是空前之举。他拟于12月11日(星期五)晚通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美国人民解释他的党的“道路、意义和目标”。但是,在最后时刻,德国政府取消了这次广播演说,但他的讲稿译文却见诸赫斯特各报。
  引人注意的是他的极端反共的政策。在演讲稿中,他希望美国人民,出于自卫的内心激情,会在“反对世界瘟疫”,即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中,与他站在一起。
  1932年元旦那天,他在慕尼黑作了一次演讲。他对听众说,在为一个较好的世界而斗争中,上帝是站在他一边的。《圣经》不是说过,冷淡者应该被吐出去么?几乎就在此后,希特勒似乎取得了某种胜利——兴登堡的顾问们邀请他前往柏林。他们请他协助延长兴登堡元帅的总统任期,但这却与希特勒的愿望背道而驰。因为,他说,这样一来他便不得已多少要支持勃鲁宁总理的各项政策。他的拒绝表明即使公开与兴登堡竞争是一种赌博,但仍准备将整个政治前途拿出来冒险,进行总统竞选。“老头子”是个传奇人物。他的保守必然会赢得右派的许多选票,而他公开保护魏玛共和国,反对像希特勒那样的极端主义分子,又必然会将温和派和民主派吸引过来。
  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争夺政权的棋开局了。”他敦促希特勒去冒险。他关心的是如何才能为竞选运动搞到足够的资金。希特勒在德国的钢铁中心迪塞尔多夫的公园饭店作了一次讲演,一举解决了这个问题。根据新近作出的“在有影响的商人中系统地开展工作的”决定,在弗里茨·蒂森的倡议下,他于1月17日在工业俱乐部向一群有影响的人物作了一次讲演。
  在迪塞尔多夫讲演前,在秘密谈话中,希特勒已对自己的经济纲领作了重大的修改。他支持解散工会和取消自由管理的主张。他也主张取消一项旨在恢复经济的计划——兴建一批公共工程,重新武装军队,且由大商家的头面人物管理。不到一个小时,他的听众便全神贯注,因为他触及了与这些讲求实际的商人直接有关的问题。例如,他断言,私人占有财产是理所当然的。与此同时,他还描绘了一幅共产主义发展后的可怕图景。“如果不予以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将完全改变世界的面貌,一如基督教先前之所为……倘使这个运动继续发展,从现在起300年后,人们不只会将列宁看成是1917年的革命家,而且会像供奉菩萨一样崇拜列宁。”他说,经济萧条使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和被剥夺的德国人走投无路,他们希望从共产主义者那里找到解除困苦的答案。这是德国今天最迫切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经济法规,而是靠政权。纳粹党,也只有纳粹党,才准备并愿意阻止红色潮流。没有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就不再会有中产阶级;有了它,国家才能统一,才能复兴。
  希特勒的讲演效果从未这样好过。他交替使用了感情和逻辑。一会儿他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可怕图景和曾给他们带来安全的制度的结束来恐吓听众;一会儿又求助于他们的自私:假使要让自己的工业生存和发展,他们就需要一位独裁者为政府掌舵和领导德国,最终使德国重新获得其世界强国的地位。听众预感到了50年来的成就和所获财富化为乌有的情景。于是,许多人回到家中后便准备捐款予他——一位答应拯救他们的人。

  在几乎未遭反对的情况下,民主便被从德国国会中一笔勾消了。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其它党派将希特勒誓不放弃的权力拱手交给了他。而交给了对他有用的权力,也很少被放弃不用。
  中央党领袖收到了兴登堡的来函,表示支持希特勒。“本人拟告诉您,总理已明确表示,即使在没有正式宪法义务的情况下,也愿意在与本人磋商后,才在授权法的基础上采取措施。”这些话系出自真心诚意,使暂时受到出卖的中央党人恢复了信心。大部分德国人都急于恢复信心,许多人争先恐后加入纳粹党。还有不少人用较隐敝的方式予以支持。公务员与官员们(与其它国家的公务员和官员毫无两样)坚守岗位,使政权机器得以顺利转动,好像最保守的党已获胜似的。
  国会内所获胜利,使许多原来暗中支持希特勒的工业家们公开了身份。钢铁大王克虏伯公开在街头向熟人打招呼。他在写给希特勒的贺信中说,他与他的同事们坚信,德国终于取得了“建立稳定的政府的基础”。作为报答,克虏伯被选为德国工业界的沙皇,从而批准了大企业与国家社会主义联姻。
  希特勒选择赫加尔玛·沙希特出任帝国银行总裁也非偶然。这位出色的金融家曾协助希特勒与工业界取得联系,与他一样,也憎恨民主和议会主义(希特勒的财政大臣批准了这一人选,因为他认为沙希特是金融界的天才)。“同时,他又是我所知道的人中最适当的谎言家”,施维林·冯·克罗西格特回忆说,“他将真理延伸,直到他认为正确为止”。
  在这一选择之前,希特勒曾问沙希特,银行能拿出多少钱来支持他的公共工程计划和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沙希特拒绝说出具体数字。但宣布,“将最后一个失业者从街头清除出去”需要多少钱,帝国银行就能提供多少钱。他取得了这个职位,一上任便发行了“梅福”券——这是由四家军械商联合组成的人像模型公司“金属研究有限公司”的简称——由国家负责其债责。梅福券主要由政府的承包人支取,它实际上与本票无不同之处,系一种短期借贷,期限可延至5年。沙希特计划之本意是无限地为政府提供贷款,使希特勒得以大规模地武装德国。
  愿意为元首效劳的不仅有官员和工业家。许多知识分子和文人也在为德国的复兴效劳。这些人中有哲学家克里克和保姆勒,诗人勃隆克和宾丁,以及德国最杰出的戏剧家格尔哈特·豪普曼——不管哪个政府在位,他都拒绝抛弃其荣誉。那年春初,鲁道夫·宾丁写道:“我们应为祖国服务,没有理由因政府的更迭而离开学院。豪普曼同意我的看法,使我由衷地高兴。学院应保护创作而不是研究政治的自由。”出于这种合作精神,豪普曼于数星期后在窗外挂起了卍字旗;又几个月后,他向哈罗德·尼科尔逊保证说,德国将一如意大利之所为,“解放自己”。

  施莱彻尔的地位已日趋无法维持。到1月20日,他几乎敌视每个政党,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他的极端正是巴本的机会。自他辞职以来,这位前总理便定期探视他的邻居——兴登堡父子,把快乐带进他们的阴郁的家门。但是,今天他走过这被大雪覆盖的总统府花园,是有具体目的的。他没让总统开心,劈头便将与希特勒会面的情形详细向他作了汇报,还说各保守党派有可能合并。他劝说似地建议说,为何就不能让希特勒当总理呢?——只要政出你手就行嘛!
  最大的障碍不是总统本人,而是总统的儿子——他公开鄙视希特勒。但是,奥斯卡的此种感情是出自妄自尊大,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不同。为了解决他们之间的分岐,奥斯卡接受了邀请,于1月22日星期日晚在里宾特洛甫的富丽堂皇的家里会面。
  他们决定,由奥斯卡带领他父亲的国务秘书梅斯纳一同前往。为了对冯·施莱彻尔总理保密,当晚,他们首先到*?鲁士州立歌舞剧院观看演出——那里正在上演瓦格纳的早期作品《艳遇》。一行人抵达剧院时,刺骨的寒风正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吹来。在帷幕升起前,他们的话题之一是数小时前纳粹在共产党总部前举行的示威游行。施莱彻尔准许2万名褐衫党徒游行,却禁止赤色分子的反示威,到后来,自己不得不派出警察部队,用铁甲车和机枪去保护游行者。
  幕间休息时,奥斯卡和夫人与许多熟人打招呼,故意把自己搞得很显眼。但大幕落下,为最后一场作准备时,奥斯卡与梅斯纳便从旁门离场,夫人们则留在原地不动。他们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上车后才将地址告诉司机。由于未发现有车跟踪,他们便认为已瞒过了施莱彻尔的探子。为以防万一,他们在离里宾特洛甫家还有一段路便下了车,踏着雪步行前往。经一番周折,他们才找到里宾特洛甫的住地。
  巴本、希特勒、戈林和弗兰克已在客厅内等候。气氛很紧张。一阵尴尬寒暄后,希特勒突然向奥斯卡建议,两人到隔壁房间去。梅斯纳还来不及开口,两人已双双走了出去,里宾特洛甫已将房门关紧。据小兴登堡说,希特勒垄断了话题:只有他希特勒才能将德国从赤色分子手中解救出来;只有他希特勒才能当强有力的总理,因为没有国社党的支持,任何其它政府都站不住脚。
  一小时后,两人返回客厅,脸色庄重。然后,大家便一同步入餐室用便膳:戴着手套的仆人,给每人送上一个银碗,里边盛的是豌豆和腌肉。希特勒喝矿泉水,其他人则喝香槟酒。来得最迟的小兴登堡和梅斯纳走得最早。夜幕中,大雪纷飞。出租汽车上路后,梅斯纳发现他的同伴“异常沉默,只说了一句:没有办法,只好让纳粹参政。我的印象是,希特勒已成功地迷住了他”。事情可能比这更简单。希特勒可能已以一件公开的秘密要在高层人士中制造丑闻相威胁:早在6年前,为了帮助容克保住财产,政府拨出了一笔“东部援助资金”。凭这一法案,冯·兴登堡总统不仅捞到了一大笔油水(据报道,数目是62万马克),而且还将其资产转到奥斯卡名下,以逃避重税,连转让费也未交付。这些都是构成弹劾的理由,即使被判无罪,兴登堡的名声也会扫地。
  巴本已看出了希特勒给奥斯卡留下的印象。奥斯卡走后,巴本便向元首表忠。他答应支持元首当总理,还发誓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自己都不接受这一职务。秘密会见结束后,希特勒一行蹑手蹑脚地走进车房。但是,施莱彻尔的探子并未被瞒过。翌晨,施莱彻尔给梅斯纳打来电话,提了一个讽刺性问题:他是否喜欢昨晚一人一碗的晚餐?施莱彻尔将军是搞阴谋诡计的大师,他明白,他必须快速采取行动。他对兴登堡说,为了控制纳粹,他需要实行“军事专政”,并试图说服兴登堡去解散国会和停止大选。但是,对施莱彻尔之没完没了的计划早已厌烦的兴登堡,拒绝采取这种紧急措施。
  当施莱彻尔建议实行军事专政的消息泄漏出去后,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双双说施莱彻尔是人民的敌人。他的计划不仅不符合宪法,而且是“公开的大叛变”。为了抚慰这些唱反调者,他公开发表声明说,他原无意违反宪法,这不仅徒劳无功,且是个大错。这激怒了休根堡及民族主义党,他们立刻抛弃了施莱彻尔。
  鉴于事态突然转而有利于希特勒,他便于1月27日回到柏林。由于首都的阴谋几乎立刻使他大为失意,他便对里宾特洛甫说他要走。“约希姆建议与休根堡联合,组成民族阵线”,里宾特洛甫夫人写道,“希特勒说,该对元帅说的他都说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补充。约希姆劝希特勒,最后那个措施还是要采取的,局势并非完全无望。”
  希特勒勉强同意当晚与巴本会谈,但是,待一切均安排好后,他却改变了主意,理由是,他无法自由交谈。他试探着宣布,他真的要离开首都,但又同意由里宾特洛甫代表他与巴本会面。当晚,里宾特洛甫好歹说服了巴本:唯一解决办法是让希特勒当总理。次日上午,巴本将这一意见转达给了兴登堡。元帅拿不定主意。几个月来,让希特勒出任总理的请求如洪水般涌来。不久前,他的儿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虽然他对这位“捷克下士”——他坚持这样称他——仍与先前一样强烈反感,看来,很明显,老头子终于愿意接纳希特勒了。
  此时,施莱彻尔正在召开内阁会议:他对阁僚们说,他提议再次请求兴登堡总统发布命令,将国会解散;如果不成,他便不得不辞职。为了会见兴登堡总统,他暂时休会。这次会见只有10分钟。兴登堡是否同意发布解散国会的法令?“不行!”既然如此,施莱彻尔说,唯一办法只好由希特勒组织政府。兴登堡说,施莱彻尔政府未能得到多数,他自己或许能找到足以令德国稳定的多数。他接受了内阁的辞呈。并怒气冲冲地自言自语说,关于这点他不想再争论了。
  兴登堡似乎六神无主。“我即将所为者是否正确,亲爱的施莱彻尔”,他说,“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到了上边后,很快便会知道。”他指了指天空。“我已一脚步入坟墓,上天后我是否会对我之所为后悔,我也没有把握。”
  “在此次背信起义后,阁下”。施莱彻尔尖酸刻薄地回答说,“您是否能上天堂,我还不敢肯定。”
  天黑前,巴本与奥斯卡和梅斯纳又一起来到总统办公室。
  兴登堡再次建议由巴本出任总理,但三位顾问一致重申,唯一可能的选择是希特勒。”这么说,尽管令人讨厌,我只好委任希特勒这家伙了?”老头子嘟囔道。不过,他又坚持,新政府必须由瓦尔纳·冯·勃洛姆堡将军(他称他是“一位举止可爱,不问政治的炽烈的军人”)但任国防部长,由巴本担任副总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设法让希特勒接受这些人选。
  次日上午,星期天,巴本会见了希特勒,他同意了——但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举行新大选,并发布授权法,授予他超过先前的凯撒的权力的总理权力。时至下午,巴本向兴登堡汇报说,各方已同意这个新政府。只在此时,巴本才提到希特勒之新大选之要求,并说得听来合情合理。他强调了希特勒的承诺:这是最后一次大选。
  戈林闻讯后,大喜,连忙跑到戈培尔家中(希特勒在那里喝咖啡),第一个将此好消息告诉了元首。据戈培尔的日记记载,三人喜得长时间说不出话来。之后,他们起身,热烈地互相握手道贺。正当三人围成圆圈握手时,玛格达·戈培尔端着一盘刚烤好的果馅饼进来,增加了舒适的气氛。突然,施莱彻尔派人送信来说,如果兴登堡提名让元首当总理,有可能会出现军事起义。庆祝立时结束了。希特勒和戈林顿时惊慌失措。谁也没想到应找波茨坦和柏林兵营内可靠的追随者核实一下,部队是否已处于警备状态。相反,希特勒立即打电话给柏林冲锋队司令,命他马上让当地的全体冲锋队处于警备状态。还应警告谁呢?希特勒问。他自己作了回答:巴本,奥斯卡·冯·兴登堡和梅斯纳。当戈培尔和戈林慌忙出去执行任务时,希特勒给一纳粹警察少校挂了个电话,指示他“用6个营警察部队,准备随时夺取威廉大街”。最后,他通知从日内瓦乘火车前来的当选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将军,让他在柏林火车站下车后,立即赶赴总统府宣誓就职——这样便可随时准备镇压任何叛乱。
  军事政变的谣言很快便在政府内部传了开来,使首都整晚惊慌不已。次日上午——星期一,1月30日——在惊慌之余,巴本公馆内又出现了大辩论。民族主义党主席休根堡强烈反对希特勒之举行新大选的要求,看来,新政府又注定要夭折了。休根堡久久纠缠不放,巴本绝望地喊道:“如果到11时新政府还成立不了,军队就要出动了。施莱彻尔可能会建立军事独裁!”休根堡问,消息从何而来?巴本不耐烦地喊道:“是小兴登堡说的!”
  就在此时,巴本别墅外传来“万岁”的喊声。希特勒与戈林进来了。那时已是上午10时35分。巴本建议,众人与他一起去总理府。他们踏过被大雪覆盖的总理府花园,上了梅斯纳的办公室。在这里,他们碰见了其他部长候选人。在众人等候进入总统办公室期间,巴本提出了大选的问题。
  “大选?”休根堡试探着宣称,他认为此问题已获解决。希特勒把他拉到一边,但,元首的劝说反而惹得休根堡大声反对。希特勒拉起这位老人的手,试图让他息怒,并向他保证,不管选举结果如何,内阁均不再更动。回答还是“不行”。
  就在此时,梅斯纳出现了。“先生们,已超过指定时间5分钟了”,他说。“总统是喜欢准时的。”巴本发现,在成功的关头他的联合正在分裂。“内阁大臣先生”,他请求说,“您是否想拿经过千辛万苦的谈判才取得的国家统一去冒险?您大概不会怀疑一个德国人的庄严的保证吧!”
  休根堡在继续陈词力辩,直到恼怒的梅斯纳拿着手表匆匆出去时方才住口。“总统请你们再勿让他等待了”,他宣布,“现在是11时15分了。老头子随时都可能离开办公室!”
  希特勒再次执起休根堡的手。此次,他保证与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相商,以保证国会多数尽可能有最广泛的基础。休根堡说,这事留给兴登堡作决定吧——大概是梅斯纳手中的表诱使他这样说。希特勒仓促表示同意,但戈林却喊道,“现在,一切就绪”。于是,众人便列队进入总统办公室。
  由于厌烦,兴登堡并未亲自委任希特勒总理之职——如此看轻总理,这还是首次。他也未发表欢迎辞对新内阁表示欢迎,甚至连未来的任务也未陈述。宣誓仪式极其简短,其风格也像强迫的婚礼。然而,希特勒却未让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在无声无息中度过,他发表了演讲,令众人很是惊奇。在庄严地宣誓他将维护魏玛宪法后,他保证在国会中找到多数,使总统不必再签署紧急法令。还有,他将解决经济危机问题,把被痛苦和争吵搞得四分五裂的德国结为一体。他停了一下,以待兴登堡作出恰当的反应。但这位元帅,似乎让部队解散似的,只说,“现在,先生们,与上帝一同前进吧!”
  哈努森的预言,如果算是预言的话,实现了。那个连高中都毕不了业的人,那个未能考取美术学院的人,那个在维也纳街头当过流浪汉的人,现在,在1933年1月30日,却当上了德国总理。正当他心神恍惚地离开总统办公室时,希特勒瞧见了霍夫曼——是希特勒带来为宣誓典礼拍照的。希特勒以手击头,喊道:“我的天呀,我把你全给忘了,霍夫曼!现在恐怕太迟了!”由于要急忙赶回凯撒霍夫,他未给新阁僚讲话。他站在车内,缓缓通过欣喜若狂的人群——这些追随者把嗓门都喊哑了。
  “我们赢了!”他对等候在旅馆的心腹们趾高飘扬地喊道。人们蜂涌围了上来;他与女佣男仆,与大亨和富人,热烈握手。
  消息传出,德国各阶层人士反应不一。温和派被吓得魂不附体;一般德国人都认为,比去年之国会大混乱,不管怎么说都要好些。青年理想主义者、失去产业者、苦难深重的爱国者、以及种族主义者、他们都欢喜万分。他们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在慕尼黑,埃贡·汉夫施坦格尔冲进教室,高声宣布了这一消息。“库特!”他朝一友人喊道,“我们胜利了!我们掌权了!”之后他才想起,库特是个犹太人。库特淡淡一笑,回答说:“我为你高兴。我真希望我是你们中之一员。”
  阿道夫·希特勒之突然高升,最惊奇的要算是柏林的褐衫党徒了。多年来,他们过着贫困的生活,在首都街头冒着生命危险,常常又与元首的愿望相违。现在,他们的梦想一举得到实现了。不过,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报纸才得知当晚要举行火炬游行。
  每个身强力壮的冲锋队员和党卫军成员都穿着制服外出。不少人原以为又会与警察发生麻烦的,可他们惊奇地发现,连警察也面带笑容,有些人还佩上了卍字章。冲锋队员们举着火炬,于黄昏从提埃加登出发,踏着军乐,以良好的秩序,列队从布兰登堡大门下走过。数以千计的国防军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他们仍高唱着《维塞尔森林之歌》和其它战歌,列队沿威廉大街走过。他们首先向兴登堡致意——他站在总统府的一个窗前;片刻后,他们才向希特勒致意。希特勒站在总理府的一个窗前,深情地俯视着他们。
  威廉大街两旁的树上爬满了青年小伙子;孩子们则像“一串串葡萄”挂满了铁篱。在寒冬的夜晚,火流照亮了黑夜,令人陶醉;鼓声雷动,震耳欲聋,热烈的气氛越来越浓。所有这一切都是经表演大师戈培尔排练过的。连希特勒也莫名其妙地问:“在短短几个小时内,他从哪里变来这几千几万支火把?”那个小个子博士也控制了电台。通过现场广播,全德国都欣赏到了火炬游行的壮景。
  巴本站在希特勒身后,观看了火炬游行。他发现,当队伍接近兴登堡时,人们向他尊敬地呼喊;一看到希特勒,他们便疯狂地欢呼。“对比是非常鲜明的,似乎突出了从一个垂死的统治向新的革命力量的过渡……这是一次异乎寻常的经历,那永无止境的欢呼胜利之喊声“欢呼!欢呼!欢呼胜利!有如警钟,在我耳中回响”。希特勒转身与巴本交谈时,声音哽咽。“冯·巴本先生,我们的任务何等艰巨呀,大功未告成,你我永不分手。”
  在那个醉人的夜晚,律师汉斯·弗兰克也站在希特勒身后。“只有上帝才知道,那天我们的心灵是多么纯洁”,在他被绞死前不久,他曾说过,“假若有人告诉我们未来会发生的事件,谁也不会相信。最不会相信的是我。那是光荣和幸福的一天。”在窗下,欢庆胜利的人们高兴得泪流满面。“大家的感觉都相同——生活会更好”,一个曾与斯登尼斯一起叛乱的褐衫党徒回忆说。“从现实看,虽然没理由相信生活会改善,但他们却又相信。他们重又有了希望。我认为,德国找不出另一个人,能像希特勒那时一样,给我们带来希望、信任和爱。”
  “那晚的奇怪感觉,有些一直伴我至今天”,曾跟随父母参加游行的梅丽达·玛希曼写道。“那非凡的脚步声,那红黑相间的旗帜所构成的盛景,人们脸上跳动的火光,还有那先前是如此活泼,如此多愁善感,今天又是如此悠扬的歌声……”在大多数外国观察家看来,这是个不祥之兆。“火河从法国大使馆前流过”,法国大使弗朗斯瓦·本塞写道,“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和预感,观看了这个火流。”
  希特勒与赫斯、戈林、戈培尔、罗姆和弗兰克在一间小屋里吃夜屑。他禁不住说个不停:“今天,有些外国人说我‘反耶稣’”,他说,“我的唯一‘反’的是列宁。”据弗兰克说,希特勒进而说,他希望将兴登堡拉到他那边来。“今天,我对他说,我今天当总理会像当年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是他的士兵时一样效忠于他的。老头子听了很高兴。”希特勒说个不停,一口气把话题转到了共产主义。“今晚标志着所谓的‘红色柏林’的终结。只有在没有出路时,人们才‘红’的。那些常依靠所谓人民的智慧的人们,又总是对群众无礼。人民的感情或多或少,像女人的感情。”大家踱过花园时,希特勒还在说个不停。“这座总理府’,他说,“像个雪茄盒。接待客人很不像样子。我们得将它全面改观。”
  当晚,满心欢喜的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真是像一场梦……像个神话故事……新的帝国面世了。14年的努力,一朝取胜。德国革命开始了!”那晚,德国人很少醒悟到了这点。也许谁也没有想起,海因里希·海涅在不到一个世纪前写下的一段预言性的话:“德国之雷声是真正德国的;它需要时间。但,它会到来的;雷声响时,它将空前绝后,似乎历史上从未响过。这个时刻定会来临……将演出的一场戏剧会使法国革命看来像即景诗……用不着去怀疑它;这个时刻定会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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