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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尖】如此兄长(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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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尖】如此兄长(小说)

黑格尔曾说:“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就一定会有我们生存的空间和适合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
  是的,我们没有办法选择出生,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去改写人生。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展翅翱翔,但我们不可以把别人踩入污泥当做自己前行的踏板,虽凭自己的小聪明得势于一时,但必将要遭到世人的唾弃。当你到了垂暮之年剑老无芒之际,漫漫长夜难以入眠,回首那些抱薪救火的往事,你真的就不会幡然醒悟?你真的就会心安理得吗?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记,在英国影片《王子复仇记》里的一句经典台词:“你必将会受到良心上的谴责,上帝是不会饶恕你的,阿门。”
  
  (一)
  坐落在山东省肥城市的一个乡村,刘、李两家在解放前一直都是当地的大户,以种地为生,相处也比较融洽。由于刘家的老太爷生性耿直得罪了官府,渐渐地刘家开始落魄,在一九四七年变卖了全部家产,举家投亲来到了东北一处偏僻的小山村落户。
  在全国解放后的土地改革中,都按土地、财产多少划分成份,按李家当时的财产被定性为地主成份。
  解放初期农村的地主成份不次于城市里的资本家,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李老太爷经常被革命群众进行批斗,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使出最后的一点力气,挣扎着睁开双眼,绝望地看了一眼这漆黑的世界,无声无息地走了。而李家的日子并没有因为李老太爷的离世而好转,因为李家的孩子在当地的贫下中农的眼里都是地主崽子。
  相比之下,当年投奔东北远亲的刘家就要幸运多了。由于没有财产,在东北土地改革时不仅被划分为贫农,同时还分了点土地,一家人倒也过得其乐融融。
  一九五四年春,刘老太爷回山东探亲时,看到了李老太爷一家的窘迫,在和李老太闲聊时说:“嫂子,如果你家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忙你就尽管吱声,和我千万不要客气。”李老太听了刘老太爷这句话,感激地拉住了刘老太爷的手说:“兄弟啊,你要是方便就把我家的妮带走吧,在东北找个好人家嫁了,怎么也比在这受气强。”
  刘老太爷想了想说:“大嫂,你看这样行不?你弟妹最小的那个弟弟今年二十四岁,在我们林区的铁路上班,是个铁饭碗,就是人比较老实,不大爱说话,是自己家人知根知底啊!”李老太高兴地说:“那可忒好了,你的妻弟我就更放心了,男的大四岁不算大,你看你什么时候走,你就直接把他给带回东北去吧!”李老太说的妮就是李家的二女儿李秀秀,秀秀今年20岁,不仅识文篆字且长得眉清目秀。高挑的大个,婀娜的身姿,特别是她那明眸皓齿的娇颜和她那一颦一笑都更加显得楚楚动人。只是家庭出身不好,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钢,政治挂帅的年代里,家庭出身是每个人的政治生命,所以秀秀的家庭成份,让许多年轻小伙望而却步。
  
  (二)
  秀秀听说要跟刘老太爷去东北的消息也特别高兴,他早已厌倦了农村的生活和她地主崽子的身份,简单收拾了一下,和家人依依惜别后来到了东北。
  刘老太爷的妻弟赵文刚,本是个老实巴交的一名铁路工人,这回姐夫回山东老家,竟给自己带回这么个大美人,把他乐得嘴都合不上了,也引来了同行工人们的羡慕不已。
威尼斯vns7908,  在姐姐、姐夫的张罗下,两人很快就完婚了,秀秀的心中虽有些小小的缺憾,但自己别无选择只好委屈自己了。
  而同一年和赵文刚完婚的还有刘老太爷的妻妹赵秀娥。赵秀娥的丈夫郑文学也是一名铁路工人,比赵文刚小一岁,两人私交甚好。眼见赵文刚娶了个这么漂亮的嫂子,心里不免也着急起来,于是赵文刚就把自己的亲妹妹介绍给了他,两人就在当年的年底结了婚。
  赵文刚、郑文学两人不仅是朋友,这回也攀上亲属关系,今后两家的孩子也就变成了姑舅亲的关系了。
  一九六三年七月,随着郑文学家第二个男婴郑小亮的第一声啼哭,赵文刚家的第三个男孩赵洪义已经满一岁了。
  赵洪义由于在家排行老三,人们习惯的称他为赵老三。赵老三几乎继承了母亲秀秀的遗传优点,小小的年纪比同龄的孩子都要高,微胖的身材,两双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冷眼一看也算个美男子。遗憾的是母亲的另一个优点却没有继承,那就是:为人谦和,知书达理。而赵洪义随着年龄的增长,却一天天的减少了童年的天真,却精于算计、攻于心计,凡事都在心里打个小九九,首先要算计一下自己的得失再做决定。
  而郑家的老二郑小亮的性格和赵洪义正好相反,讲义气、重感情、肯吃亏,甘为朋友做事,就是脾气有点倔强。时间长了,两个人在朋友、同学的心里渐渐地拉开了距离。
  不可否认的是:赵家的儿女个个优秀,特别是赵家的老大哥,硬是靠自己的努力打造出了一番天地,为赵老三今后的创业奠定了一个稳定的发展平台,而郑家儿女的发展只是比平常百姓的家庭略有起色而已。
  让我们还是把镜头拉回到一九六三年的七月份吧!
  
  (三)
  郑小亮出生的时候,郑小亮的妈妈奶水特别足。就这样没有奶吃的赵洪义经常被秀秀抱来喂奶,直到哥俩同时吃到被妈妈断奶的那一天,所以,在整个亲属家中小哥俩的关系最好。
  林区的孩子普遍上学较晚,一九七二年九月一日,赵洪义年满九周岁开始上学。郑小亮因为不到年龄被学校拒收,可这孩子满地打滚非要和洪义哥哥一起上学,大人被闹得拗不过,只好找到校长软磨硬泡。最终,小亮天天背个大书包屁颠、屁颠的跟着三哥洪义一起上下学。
  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小男同学就经常在一起打架。洪义每天都歪带个小红帽,每次小亮和他商量带一会,他就是不给带。
  一次,三哥洪义和其他学校的小同学打完架跑回了家里,第二天早晨上学的时候,三哥找到了小亮说:“我病了,你替我把请假条捎给老师吧,我把红帽子借给你带一天。”小亮乐的拿过假条带上小红帽子就跑去上学了。
  就在当天下午放学的路上,几个小男孩向小亮走来。其中一人指着小亮说:“哥们,昨天就是那个戴红帽子的把我给打了。”上,一人刚喊完,一帮小学生把小亮给围在了中间,狠狠地打了一顿。
  小亮回家的当晚,帽子就被他三哥给要回去了。老三凭小聪明给小亮下了个套,只是小亮年纪太小没反应过来,白替他挨了一回揍。
  然而,更多的时候,三哥还是经常护着弟弟小亮。就这样,小哥俩度过了一生都难以忘怀、充满了乐趣、天真、幼稚的童年少年时代。
  一九八零年九月一日,已经十七岁和十八的小哥俩,又在同一班级开始了两年的高中学习阶段。紧张的学习生活,丝毫没有影响小哥俩的顽皮和胡闹,但在那个年龄阶段的个别学生,开始对异性同学有了一种隐隐约约的心动和遐想,更有一种说不清的朦胧感觉。
  有一位叫郑小花的同学同时进入了小亮和三哥的视线,小亮便毫无心计的将自己的心事告诉了老三。
  并不是郑小花学习有多好和多漂亮,主要就是郑小花的性格比较外向,大大咧咧,敢于和任何男同学叫板打架。
  就在老三整天在想如何离间小亮和小花的时候,在高考的前一天下午,机会来了。
  大大咧咧的小花竟把高考准考证落在了座位底下,捡到准考证的老三并没有及时交给小花,而是趁小亮不备夹在了他的英语书里。
  第二天早晨,就在大家准备去参加一年一度的高考时,忽听小花焦急的喊了起来:“我的准考证不见了。”大家满屋子都翻遍了也没找着。
  八点三十分考数学,进考场的时间到了,大家陆续的走进了考场,而没有准考证的小花被工作人员坚决的挡在了考场的大门外,小花就这样与一年一度的高考失之交臂。
  大家知道,八十年代的大学,作为林区的学生,一个学校每年能考上大学的寥寥无几,按小花的学习成绩连那时的中专都考不上,遗憾的是小花由于准考证的丢失,此生连考场大门都没进过。高考结束的第二天,大家收拾学习用品准备参加毕业典礼然后离校,这时,老三有意抖动小亮的书包,众目睽睽之下,那张夹在小亮书里的小花准考证飘飘悠悠地落在了地上。小花捡起地上的准考证后,像疯了一样哭喊着扑向了小亮。
  不知就里的小亮有口难辩,面对小花愤怒的厮打,在同学的哄笑声中,小亮终于挥起了拳头打向了小花。老三怕事情越闹越大查出是自己所为,拼命的抱住了丧失理性的小亮。
  老三终于如愿的接近了小花,没想到在毕业二十年后,老三因小花提供的虚假信息被骗的倾家荡产。而在已经毕业二十年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大家还戏谑的称小亮为“小偷”。
  就在学校开完毕业典礼大会的当天下午,心里一直愧疚的老三,为了打消小亮心中的疑惑,竟神秘的告诉小亮说:“兄弟,我知道那天是谁在陷害你了。”小亮气愤的说:“三哥,你快告诉我是谁?”老三有意支支吾吾的说:“就是他。”
  小亮往前望去,看到同学张老四在和小花有说有笑地走在一起,小亮便愤恨的尾随其后,一直走到离家不远的地方,小亮指着张老四的鼻子说:“是你他妈的陷害我。”那件事不是张老四干的,张老四自然就不服气,随后俩人厮打在一起……
  把同学张老四打伤的小亮被治安拘留十五天,罚款三十元人民币,而讲哥们义气的小亮,始终没有供出是老三在背后告诉他的。
  
  (四)
  一年一度的招兵开始了。林区青年就业的方式,除了考学分配工作外,一部分人接父母的班,另一部分人就是靠当兵转业分配工作。在所有人的眼里,当兵就是曲线就业的一个路子,所以,每年有限的参军名额,倒不如说是各家权、势的较量。
  这次招兵,郑文学费了好大的劲,郑小亮终于进入了政审阶段。遗憾的是:按招兵规定,治安拘留不满一年的取消参军资格。
  小亮为了那次打架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从此,倔强的小亮发誓一辈子都不当兵,而他的哥哥老三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不甘失落的小亮找人拜师学会了开车,八十年代初期的林区还没有驾校,只是每年两次统一到市里考驾驶证。
  聪明的小亮得到了师傅一家人的喜爱,渐渐地小亮的师傅就成了小亮的岳父大人。
  
  (五)
  赵家的老大哥中学毕业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知青下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由于林区没有可耕种的土地,那时的中学毕业生都被分配到林区的各个林场锻炼,而赵家的老大赵洪林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聪明、精炼的赵家老大赵洪林很快就在知青群体中脱颖而出,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担任了知青队长,不到三年时间就担任知青点场长。
  八十年代的初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服务加工行业逐渐开始实行国退民进的战略,有着经济头脑的赵洪林紧紧抓住了这次良机,在知青点内,率先办起了所属集体企业性质的肉类产品加工厂。
  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各地的知青点逐渐解体,充满睿智的赵洪林,先是以承包的名义盘下了知青点的肉类加工厂,后用不到五十万元的资金,买下了价值五百多万的这个肉类加工厂,这是一例在经济改革中典型的国有资产流失案。
  一个原本价值五百多万的集体企业,通过个人的巧妙运作,最终演变成一家典型的家族式企业,后来竟成为一家当地赫赫有名的明星企业。
  随着产业的不断做大,当初仅以加工肉类为主的单一型企业,仅用了几年时间,很快就发展成一家集各种酒类、饮料类、山野菜类的大型食品加工厂。
  郑小亮凭着精湛的开车技术和亲戚关系,在建厂之初就一直在赵家企业里开车。
  赵洪义参军转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国企上班,上班不久就与一位高中老师结为伉俪。看到哥哥的企业干的红红火火羡慕不已,也要下海经商,便和媳妇商量向厂里提出申请,办理提前退养。
  小两口合计了许多天,感觉下海风险太大,便决定先到哥哥的企业里工作,再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项目。
  当时企业允许职工下海经商,也就是停薪留职,老三借这个机会很快就办理了离职手续,来到了哥哥经营的企业负责后勤,选择了不同就业方式的老三和小亮最终工作在一起。
  赵家企业有大小七台车,除了两辆小车外,共有五辆大车。企业运输工作量不大时,这几台车还可以出租额外挣些运费。、
  工作不久的老三,很快就发现了一个绝妙的商机,那就是出租车辆的运费随行就市,自己完全可以做主定价,只要安排好司机出车就行。
  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财务室的李会计感到近几个月出租的运费明显减少,下班时碰巧遇到了司机小亮。
  李会计热情的和小亮打招呼:“赵师傅不忙了吧?”
  小亮说:“厂里的活是不忙了,可外面天天有租车跑长途拉货的,我吃点饭就得出去装货。”
  李会计是个中年女性,性格外向说话快言快语,他马上说道:“不对啊!这几个月的出租收入比以前差远了,可油钱一点也不比以前少,我以为你们开的大车时间越长越费油呢。”小亮惊愕的说:“不对吧?厂里现在是生产淡季,我们这几台车也不费油啊!我们天天都没闲着啊!”紧接着又说:“大姐不和你聊了,我吃口饭还得出去装货。”小亮边说边快步的向外走去。李会计看到小亮渐渐远去的背影,苦笑了一下,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看来这里面有猫腻啊!

特邀参加者灰娃 张仃先生夫人 诗人王鲁湘 张仃艺术评论人 美术批评家李兆忠 张仃艺术评论人 学者  访谈正文  一  张值: 张仃先生,您画出的让您自己激动的作品中,最早的一幅是什么时候的?  张仃:上小学之前,五六岁的时候,我从小就喜欢画画。东北虽偏僻,那时红白喜事还是很风行,有钱人的家中死了人的时候,常常会扎很多的纸人纸马做道场,抬着这些纸人纸马的队伍加起来有一两里路那么长。我的家乡是个小镇子,有一座庙。是什么庙我忘了,一般烧纸人纸马都在庙前烧。小时候,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一有人家出丧,烧纸人纸马的我就跑去看。有一次,我回家就拿出我的哥哥们上学的彩色粉笔,在两扇大门上用彩色粉笔画出丧的场景我们家原来是没落地主,有两扇很大的黑色大门,东北地主的宅院旁边还有炮楼。画完后,我哪里知道这个事不吉利,不知道。画被我的家长看见了,不是我的父亲,我父亲不在家,那时他在张作霖部队里做一个文书,他还在部队。是我的族长看见了,把我训斥了一顿,让我赶紧擦掉。  灰娃:当时他特伤心,因为他喜欢这个。  张仃:我喜欢画人很多的场面,我的家中屋子里有隔断,中间用木板隔开的。这个木板约有一丈见方。我冬天不能出来,有两个地方可以画,一个是玻璃上上霜,我拿火柴棒在玻璃上画;另一个是在木板上画。我特别喜欢画大场面,打仗的。那时,直奉战争,东北与湖北在打仗呢。结果,画完后,我母亲又把我训斥一顿。她说:你父亲在军队里头,画这个不吉利,打仗是要死人的。叫我把它擦掉了。  张值:你兄弟几人?  张仃:我是老五,兄弟七人。我的母亲是续弦,前面三个哥哥的母亲死了,我父亲又娶了我母亲,我是母亲的第一个儿子,我的母亲生了三个孩子,当中的一个弟弟十八、九岁时得肺病死了。我的几个哥哥都已死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弟弟,我弟弟比我差十岁,是最小的弟弟。  张值:您是十五岁那年来北京的吗?  张仃:那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那时我十五岁,就进关了。当时,我的家乡被日本人占了,中学不能上,我父亲托一个认识的人带我到北京来,让我考中学。但是,同时有一个私立的美专,公立的美专已经不招生了,他们准备南迁放弃北方。结果我考上一个私立的美专,校长是张恨水,写小说的。那时,我也考了中学,两个学校都录取了。考美专我还记得很清楚,共录取了五、六十人,我考了第十四名。考上以后呢,我父亲主张我上中学,说,我再困难也帮你继续上学。美专必须中学毕业才能考,我是以同等学历考的,因为画的成绩好录取的。在那种情况下,我说我要进美专。  张值:那您父亲同意吗?  张仃:我父亲本来也喜欢画画,还喜欢书法!他爱结交这些朋友。但是,我想学美术,他却不赞成。他说:这要挨饿的。后来,我告诉他,这个美专的文凭相当于大学文凭。父亲一听挺高兴的,但他说,他只能付一次款,给了我200块钱,以后就没有钱给我了。我进学校半年,就没有办法生活了,我是学校里最穷的。这时学校的校董叫刘半农,写文章的。因为我的成绩比较突出,他看过我画的一些画,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工作。介绍当时的《世界日报》,让我半工半读,我给《世界日报》设计广告,就是一个小编辑吧!这样我就半工半读就等于不上学了,只是有时去学校旁听。工作要占半天的时间,每个月拿30块钱,这30块当时对我来讲就不少了。   张值:在美专的第二年,您因为什么事被逮捕入狱?  张仃:我组织了左翼美联,这个美联刚刚组织起来,我到一个同学家里这个同学是搞电影的,叫凌子风,这个人已经死了,他是我美专的同学我到他家去玩,结果叛徒带着宪兵跟到他家把我抓起来了。  张值:您父亲知道吗?  张仃:父亲还不知道,当时就把我们抓到宪兵三团去了,让我写悔过书,要我承认是受共产党指使。我不能写,如果写了在社会上没法做人哪。他们说:你不写就要送到南京去判刑。就这样把我送到南京。到南京后,我父亲才听说我出事了。他到北京来看我,同学对他讲:他被特务抓走了。我父亲没有看见我,就回东北去了。我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关了三个月,后来判了三年半有期徒刑,改送苏州反省院,这样我在苏州住了一年半。  张值:在反省院里,您当时心情如何?  张仃:我当时年纪很轻,不在乎;相反的,我很高兴,监狱的生活对我也是一个体验,反省院里给画画的犯人发了许多笔墨纸张,让我们画画。他们希望你用画画来洗脑。结果,我用这些材料画了很多抗日的东西。我跟看守的关系不错。在反省院呆了一年,我画了30多张画。从反省院出来,看守帮我想办法把画都带了出来。我回到北京就找老同学办了个画展,是在中南海旁边的中学,现在叫艺文中学。从艺文中学一进大门就有个展览厅,可以办展览,租金很便宜。我们当时一共是三个人开了一个联合展览。  张值:那个老同学是谁?  张仃:张振仕,在我们学校教素描的,这个人也死了;另一个叫周维善,也死了。  张值:您出狱以后呢?  张仃:开完画展,小报上还介绍了,对画展评价还很好,但是,我还得生活,没法生活呀!当时,我的校长张恨水在南京办了个小报《南京人报》,这个人是带有自由色彩的文化人,这家小报有时也批评国民党。我就从北京去南京找他去了,我想在他的小报上画漫画。他说:我已经用了一个人了,是金陵的当地人。他又说:这样子,我给你介绍些关系吧!于是,他介绍了一个当时在东北呆过的南京人给我,此人在《中国日报》国民党部队上的报纸工作;又把我介绍到《扶轮日报》铁道部办的一份报刊,这个报副刊的编辑是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我就给《扶轮日报》画画,给《中国日报》画得少些。《扶轮日报》是隔一天用一张,一张1块钱。但是,一个月15块钱不够我生活;一个小报给你一个月30块钱,开销又太大。这时候,我看到上海有漫画杂志,当时那里的漫画杂志有四、五种之多。我就给上海投稿,投了几张画,在上海有了影响。我常给上海的漫画杂志画封面,一张封面就15块钱,所以,我算起来一个月也有30块钱的收入,就这么对付着生活。  张值:这样的生活大概有多长时间?  张仃:一直到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救亡协会,就是李公仆、邹韬奋他们组织了一个漫画宣传队,漫画宣传队领队是叶浅予,他从上海出发,有六、七个人到了南京,我就加入了漫画宣传队,后来去了延安。  张值:您在延安从事什么工作?  张仃:到延安,我也没介绍信,也没有通过办事处去,延安并不欢迎我留下来,要经过审查才行。我没办法,便找先到延安的熟人,他们说要给毛泽东写信。我就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这样,毛就把这封信转给周扬,让他给我安排工作。我那时二十一、二岁吧!就在鲁艺当教员,当时是最年轻的教员;因为他们知道我在上海画过画,我把我的简历告诉毛泽东了,结果我成了鲁艺最年轻的教员。但是,鲁艺当时很左,我并不喜欢这个环境。我一度回到重庆,找老朋友,打算办一个刊物,办个美术杂志。但一到重庆就赶上了皖南事变,没办法,又返回延安。  当时,有两个人跟我一起回延安。一个叫艾青,我是在监狱里认识他的;另一个叫罗烽,东北的一个小说家。他们的家属已经到延安了。在重庆,周恩来同志说:张仃,你不是在西北呆过吗?我是在榆林呆过,在西北时,我还有国民党的假护照。后来,我们在护照上填上他俩的名字,把他们两个人也带到延安。经过宝鸡的时候,有两个写文章的,一个叫严辰,原《诗歌》的主编,他妻子叫陆非,他俩都是江苏人。再加上他们两个人,一共五人,化妆成国民党的官员,这样就又回到延安。  回延安以后,鲁艺的环境我不喜欢,就调到文抗,文艺界抗敌协会。到了文抗有个老乡作家萧军,他在那成立鲁迅研究会,让我做鲁迅研究会的艺术顾问。他出些鲁迅的书,我帮助设计,这样我就呆在了文抗。后来,文艺整风,康生他们搞抓特务,把文抗解散了。解散后,一部分党员进党校了,把我分配到青年剧院搞美术。灰娃当时在青年剧院,那时她是十三、四岁的小孩,儿童演员。我就在青年剧院呆了两年,青年剧院的环境比较好。青年剧院是哪儿领导的呢?叫延安的联防军政治部和宣传部,宣传部部长叫萧向荣,这个人很有学问。后来,萧向荣就把我调到联防军宣传部去了,那儿成立了一个美术组,一共四、五个人,让我去做组长。我就给他们画画,一直到抗日战争。  张值:在鲁艺时您教什么?  张仃:教创作课。  二  张值:张老现在早上几点起床?  灰娃:六点钟吧!他睡得比较早。  张值:他喜欢什么运动吗?  灰娃:他最喜欢散步,其他的运动他都不喜欢。  张值:他最喜欢吃什么菜?  灰娃:吃乡土的、民间的家常菜,不管是北方、南方的,他都喜欢。  张值:野味。  灰娃:不是,是土的民间的家常菜,不管是北方,南方的,他都喜欢。  张值:张老平时看电视吗?  灰娃:很少,就是最近放孙中山他看,他对孙中山这个人比较崇敬。  张值:他还喜欢什么节目?  灰娃:他喜欢看农村的小路、山呀、河流呀、村子呀!一看到有这类节目就停下来慢慢欣赏。  张值:有不喜欢的吗?  灰娃:他最不喜欢的就是电视里的大宾馆、大商场!一般他会要求换台。  张值:看不看电影?  灰娃:电影院他从来不去。  张值:张老,您年轻时喜欢什么球类吗?  张仃:我从来没有进过球场。  灰娃:他除了画画以外没有其它的什么爱好,他生来就是爱这个,这个就是他的生活。  张值:他喜欢文学吗?  灰娃:喜欢,中国作家,他最喜欢的就是鲁迅。  李兆忠:还有俄罗斯的一些作家。  张仃:俄罗斯作家中,如托尔斯泰、高尔基,年轻的时候我也翻翻看看,我特别喜欢俄国诗人叶赛宁,玛雅可夫斯基、叶甫图申科。俄罗斯的诗人我基本上都喜欢。  张值:中国的诗人呢?  张仃:艾青。  张值:喜欢听音乐吗?  张仃:喜欢听。我不懂,但喜欢听,有些交响乐我会常听。  张值:您喜欢中国音乐,还是外国音乐?  张仃:中国的,有时候听听古筝呀,古琴。  张值:西方的您喜欢那些?  张仃:西方的我知道的很少。  灰娃:他不大记住是谁的曲子,不追究,就是喜欢听。  张值:张老,您喜不喜欢动物?  张仃:还可以,年轻的时候养过猫,后来很麻烦就不养了。  张值:您现在看不看画展?  张仃:我很少看画展,也很少出门。  张值:您喜欢的中国画家有哪些?  张仃:上海的朱屺瞻、黄宾虹、齐白石,我最喜欢黄宾虹,其次是朱屺瞻。  张值:您喜欢张大千的画吗?  张仃:我不喜欢,张大千这个人商人气太重,刘海粟这个人画得也不错,但这个人巴结官方,我本来与刘海粟也有些来往。后来,他一来就要住钓鱼台,我对他的这一点很讨厌,后来就不来往了。  张值:您对林风眠的画怎么看?  张仃:是不错的,林风眠这个人就是太受西洋人的影响多了一些,对中国传统的东西少了一些。同辈的,我比较喜欢李可染的东西。  张值:中国古代的画家呢?  张仃:中国古代的好画家很多了,我比较喜欢荆浩、关仝,特别是后来的倪云林,这些画家我都喜欢。还有黄子久、董源、范宽等都很好。  张值:清朝的画家您喜欢吗?  张仃:清朝没什么好画家,哦,我就喜欢一个石豀,石豀的比较拙。  张值: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书法的?  张仃:我很小的时候就写,我的书法一直没有间断。我上中学的时候,一个书法老师让我写张迁碑。后来,我写石鼓文。我比较喜欢篆书。  三  张值:七十年末八十年代初,您创作了壁画《哪吒闹海》,能谈谈当时您的创作情形吗?  张仃:那时,我到工艺美院负责成立一个壁画专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需要壁画,首都机场要画一批壁画,就找到我,我就组织了班子,在全国找了四、五十人,搞了七、八个月。  张值:当时您是怎样创作哪吒的形象?  张仃:刚好上海有我的一个学生在美术制片厂,他请我去搞设计,就设计一个哪吒闹海。我的学生在那儿搞编导,整个的美术设计都是我搞的。因为有这个基础,首都机场的壁画就是采用这个素材来画的。  张值:您在工艺美院负责时,画画的时间少,是不是觉得很难受?  张仃:那当然了。  灰娃:他是一个画画的,当然很难受了,而且又不是他喜欢的专业,工艺嘛?他当然就提倡:我们搞工艺的也要画好画,提高艺术修养。他们反对呀,不同意他这个主张。  张仃:当时,我请了一些国画教员:田世光、俞致贞,都是我请来的。那时院里的许多领导都反对。  张值:您明确地搞焦墨是在什么时候?  张仃:在文化革命后期,当时我的心情不好。我在文化革命期间挨批,搞装饰什么的都不行了。我住在香山,我就是拿根破笔画点写生。后来我就对焦墨有了兴趣,就一直搞这个了,就没有变。这个二、三十年就一直画这个。  灰娃:他那个时候对色彩比较反感,到处都是红海洋,他在心理上也有反映。后来就用黑白来表现,同时,有黄宾虹的小册子,非常的小,像语录那么大,都是焦墨,他看见焦墨就非常喜欢。  张值:后来您没觉得用焦墨在表达上有缺陷吗?  张仃:那当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你要把它发挥起来,那局限性就成了优越性了。  张值:您外出写生最长的时间?  张仃:三个月。  张值:每天在户外多长时间。  灰娃:从早到晚,有时候晚上不管几点睡醒后就把灯打开,拿着本子去山里,一到山里就不是他原来的样子了。  张值:张老的画都是在户外完成的吗?  灰娃:有一部分是当时完成的,还有一部分是回来完成。但大部分是回来完成的。  张仃:现场完成的也不少,像房山十渡长卷呀,当时我拿起纸一段一段地画,就在当时完成的。王鲁湘:有一批长卷,如《兴坪渔家》、《房山十渡》等都是现场完成的。但是,整开纸的现场画不了,都是回来完成的。现场用册页写生的也不少。  张值:像你们陪同去的,是陪着张老画还是?  王鲁湘:他在那儿画,我们在旁边采风呀!了解当地一些典故呀!与当地一些村民聊聊天。  四  张值:王鲁湘先生,我看过有关张老的评论文章,其中你写了很多,你对张老的焦墨怎么看?  王鲁湘:历史上画家用焦墨画画的古来有之,早年的山水画都是以焦墨起稿的,像范宽的作品,唐代传下来的都是从焦墨勾线。但是,真正用焦墨完成比较大的作品。古时候不多,可以说很少。王蒙有过,但不是纯焦墨,他是焦墨浅降,过去更多的是渴笔,把水挤得很干,虽然很干,但也还是水墨。比如我在歙县博物馆看过陈邃的焦墨册页,一看是淡墨渴笔,不是很黑。那么,真正用焦墨画些越黑越渴的画是黄宾虹。黄宾虹画的量就比较多一点,他晚年也有些信笔之作,焦墨很随意。因此,焦墨画并不是从张仃先生第一个开始的。  张值:一般人认为纯粹用焦墨画画比较单一,只要把画画好,我们可以采用各种材料,不择手段地去做。比如画山的阴面,墨里加点水马上就能出效果。可纯粹用焦墨就不一样了,可能需要好多笔,还不一定出效果。  王鲁湘:就是说身边摆了十八般武器,为什么只用匕首。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理解。比如说;,油画有很多种颜色,也有很多种工具,有用笔的,有用刀的,有用手的。所有的艺术都是在局限性中间发挥其特点。一种完全自由的艺术是不存在的,任何艺术都是有限艺术,都是局限性艺术,只有这样,你才能有特点可言,从这点上我可以说,某个画家风格的形成,更大的意义上并不是他的优点的发扬。  张值:不是优点的发扬,那是什么?  王鲁湘:是缺点的发扬,往往有很多艺术家是他的某种缺陷变成了他的风格。  张值:像京剧演员周信芳那样,因缺陷而形成一种新的唱腔。  王鲁湘:对。把一个人们看起来是一个欠缺的东西变成了长处,这在艺术里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么,具体到水墨来说,我们说的水墨在古代的画家中,以明代开始,大量的宣纸,尤其是明清用生宣画画之后,水墨的结合已经被古代人结合得淋漓尽致了。不过,这也因人而异,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北方画家画水墨总画不好,南方画家画水墨有悟性,有非常微妙的东西。就像南方人与北方人的性格一样。你看北方人写诗和南方人写诗也不一样;北方人很少能写禅宗意味的诗来,是吧?北方人写作也好,做事件也好,性格也好,特别重风骨。而南方人重性灵。所以在这一点上,你看我国历史上把水墨的味道搞得特别好的都是南方的画家。比如古人,像董其昌、八大、徐渭,他们那种对水墨的感觉,北方画家中一个都找不出来。而北方,你看范宽、荆浩、关仝,他们这些人都是重风骨。水墨的感觉就不如南方画家,包括到今天也是如此,不信你仔细看一看,北方籍的画家有几个把水玩好了的?  张值:你的意思是说,张仃先生是有意识走上焦墨画之路的?  王鲁湘:他是不是有意识,我不太清楚,但至少有一点,张老的性格不喜欢玩水墨。  灰娃:他看到黄宾虹的那种焦墨味道就很喜欢。  王鲁湘:水墨中间有一种朦胧状态的东西,一种不肯定、暧昧的东西,必须要有感觉。北方人就不是,北方人黑白分明,北方人眼睛中的形象就是这样。北方人说话做人的性格也是这样的。  灰娃:张老喜欢北方的山水,比起南方来,他不喜欢小桥流水,特别烦这些小景。  张值:这是不是与张老从小的生活环境有关?  灰娃:这是天生的,没办法。  王鲁湘:张老也画过很多的水墨画,包括他画大量的焦墨之前,他画的全是水墨。但是,和可染先生相比,对水的感觉,他就没有可染先生那样深入。但是,对线条,他的感觉又超过很多人。任何一根线条,没有水去冲它,没有墨去盖它,这便是焦墨。可染先生晚年的画,很多都没有线条,或者说几乎没有线条了,连皴都没有了,就是染了。所以,张老的焦墨是不一样的,他可以把中国画的笔墨中间的笔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能够画一种比较困难的,比较干涩的东西。因为,笔本身就比较涩,然后墨又涩加上纸也涩,他在这个涩的过程中间,通过一种力量,绘出这样一种线条。这和张老的性格十分接近,此间有一种苍老,一种苦涩,一种拙。这些也是我们中国古代美学给予很高评价的一些品格。  灰娃:中国人在艺术上最反对薄、油、巧、俏、柔、滑,宁可霸悍一点,涩一点。  王鲁湘:是的,在这一点上,你可以把张仃先生的一些焦墨画放到二十世纪中国山水画中,他的画往那儿一放是很醒目的,尽管看上去单纯。  张值:前几年中国美术馆搞了一个山水画与油画风景的比较展,我当时觉得张仃先生的那幅画在大厅里很吸引人,尽管他的那幅作品尺寸也没有别人的作品大。  灰娃:你刚才说画山的阴面用水墨画一下子就出效果了,你不用水,直接用焦墨画起来很困难,是吧?但是,用焦墨画出来与水墨画出来味道是不一样的,他的焦墨语言很丰富。  王鲁湘:从绘画语言上而讲,他在古人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首先,在焦墨线条的运用方面。比如说,他既采用古人常用的许多双勾线,又运用大量的顿挫的飞白,还有很多侧笔,或有点类似油画的笔触画一个面。如画远方的一些山峰山坡,他要是一笔倒得过去时,便通过笔的顿挫表现出一个面,然后用很多很多的点法,通过一些点法来反映出一个面,因为线条往往很难表现一个面。他通过一些点法,一些用笔的粗细变化来反映面。因此,他的画有体面感。这是从写生中总结出来的。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张老最大的长处是什么呢?他真正就是一个纯粹写生的画家。他的画里头有传统,但是更多的笔法、墨法,特别是皴法是从生活中间来的,不是从古人中来。仔细看他画的所有的树,写生感很强,不是符号化的。他画的民居也不是符号化的。山的造型,也绝不是符号化的,而是从生活中来的。然而,你又的的确确看得出来这是一幅中国画,而不是一幅带有西画眼光的写生。从构图、布局、意境、笔墨看,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画。  灰娃:过去我也很奇怪,这个墨是焦的,没什么水份呀!焦墨,你不管面积大还是小,墨一样黑,可是,他要画出各种层次来,是要练的。而且,你说的飞白,飞白不是一种,飞白里面还可以分淡些、浓些等各种不同的飞白。  张值:他是在飞白中变化墨色。  王鲁湘:因为,一笔淡墨下去之后,他在一笔中间可以墨分五彩,有层次,灰调子中间有内容。但是,焦墨不行,一大片的焦墨下去是死墨,如何把这种死墨破活了,使画面感觉到蓬松,就完全得靠运笔中间的飞白。  灰娃:张老用焦墨练画水就练了许多年,云雾又练了好多年。故此,他才有一种与水墨不一样的东西,也可以说是在审美类型上多了一种。  王鲁湘:仔细地看张老的一幅焦墨画,里面的任何一个点,一根线都是最黑的墨,但总体上却是个银调子。  张值:对,的确是。  王鲁湘:它是银调子,不是黑的。里面尽管有千笔万笔,对他来说,一幅焦墨画的劳动量是很大的,一般都是靠线和点组成,不像水墨那样一染一大片。  五  张值:张老现在画一幅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王鲁湘:比如一张四尺对开的吧,半天,就是很熟了。因为,老先生画画有个特点,绝对一气呵成。他中途不能停顿,一直画着,从起笔到完成都是一气呵成。  张值:张老画时是独自一个人,不喜欢外人干扰吗?  灰娃:一个人把门关着,不让我们进去。  李兆忠:他不喜欢当众挥毫。  灰娃:还有一个特点,每当画画之前,他认为自己是个不会画画的人,像一个孩子似的不会画,他就是这种心态。  张值:他对不感动他的景致有兴趣吗?  灰娃:肯定不感兴趣。如果到一个地方,他不想画,你给他怎么形容有多好,他都不会画。  王鲁湘:他是有感而发的,是一个特别关注生活的画家,在生活中,只有风景能感动他,他才停下来去画。比如,我们跟他一起出行,他说到这里停车。我当时就很奇怪,这里有什么好画的?他就觉得这个景好,这里能入他的画。而我们有时觉得这个地方不错,停下来吧!他却说:走吧!走吧!  李兆忠:这一点,我觉得是张仃先生与其他老画家不一样的地方。他画什么,什么时候画,是不肯与别人妥协的。严格地讲,他必须有感而发。这一点也是保证他的艺术质量的先决条件。  王鲁湘:另外,他与一些老画家还有一个不同点是,一些老画家的创作大都来自诗歌性的题材,或者主题性很强。如三峡呀!长城或什么东西,是那种看多了便有雷同感的画。但张老画的题材都来自在生活中非常当下的那种感觉,他的每一幅作品的当下感都非常强。  灰娃:还有一个,是我自己体会的。他从不跟别人走,不被流行的风气左右。他是全世界那样,他一个人却愿意这样。他不摩登就不摩登,他要摩登你也挡不住。  王鲁湘:感动他的一定是大自然与人类在多少年的默契中间共同完成的一个天然的作品,是这个作品在他的写生过程中与他的碰撞,然后就成了他的作品。  李兆忠:他的作品,不像有些画家仅仅表现一种形式美,他真是全身心的投入,恨不得自己就生活在里头。有时,他会想把他所看到的一切买下来。  王鲁湘:是,真正看到一个他想画下的景,是他想住进去的。他是把它当作自己的家园来画。  张值:我现在也常去山区写生,发现一些山村条件好了,盖起一些红砖瓦房和楼房,与当地的景物很不协调。甚至破坏了山区的景致,张老对这怎么看?  灰娃:他太有感触了,那些民居全盖红砖房,他还在报上呼吁过这一问题。  张值:他是怎么呼吁的?  灰娃:他说:在自然山水里的建筑,不管是民居还是饭店要与自然协调。过去,虽然我们是贫穷,但自然与自然是协调的。现在你富了,不协调了,变得难看了,破坏了自然景观。他就呼吁这个,但是,他呼吁有什么用呀?人民要富,群众不懂这个,他们要红砖。  张值:比如说,张老去一个地方,看到山水景物都很好,也很激动。可是,细一看民居变成了红砖房和楼房,这时怎么办?还画吗?  灰娃:扭头就走,他是不会画的。但他又很惋惜这样的景致。他对民间的感情就是一个情绪,他对民间的美特别敏感,特别能发现民间的美。他心里喜欢的也是民间的美的东西。他不喜欢别的阶层,如贵族阶层、干部阶层的气息,他都不喜欢。  张值:这是不是与张老从事民间美术的领导工作有关?  灰娃:他不是因为民间美术这一工作,而是,他喜欢民间艺术,才去搞民间美术的工作。他审美的品味和趋向就是这样。  王鲁湘:老先生身上有两个别人看起来很矛盾的东西。接触过他生活和艺术的某个方面的人,会以为他是最洋、最前卫的,的的确确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身上有这种气息的东西。但是,接触他生活的另一面的人,又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土的老头。他的吃呀、住呀、趣味呀!都特民间,特土。其实,这两个东西在老先生身上是很统一的。老先生最高的审美理想就是朴素。这种朴素恰恰在我们最最普通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间表现得最好。他们的那种情趣,能把生活打理得很具有品味,而这种东西在老百姓那里是日用而不知的。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很敏锐地从中间发现这种其实是具有很高品味的一种内含。所以,他就会把这些东西表现出来,形成一种艺术风格。  包括他过去的装饰绘画和现在的焦墨山水都是这样。在他的焦墨山水中,焦墨本身是朴素的,包括他选择的景点也是朴素的,然而,这种朴素中的内含是什么呢?我之所以对这个山水有感情,能吸收我对他的某种注意,不是这个山和石头长得有多么奇怪,一定不是这样的,而一定是因为在这种环境中间有老百姓的日用起居的生活。这种生活已经离不开自然了,而这种自然也熏陶了一种生活情调,两者天然结合。凡是这样一种结合,肯定能引起他感动的东西。  灰娃:还有老百姓多少年来的民间艺术品,他也一下子就能看出好坏。有些美术家选取的所谓民间的东西,张老觉得很多还是糟粕。他们认为民间来的就喜欢,其实不是,应该有精华,有糟粕。张老一下子就能看清楚。  王鲁湘:张仃先生在中国美术界可以说是一种品味的象征。或者说,品味的一个判官。其实,老百姓的审美能力比较模糊,很容易被一种更强势的力量所左右。比如说,在有钱人的趣味前觉得寒酸;在帝王面前觉得自己小气;会在文人面前觉得自己没文化;在洋人面前觉得自己土。但是,张仃先生始终能让这些来自民间的人坚持一种乡土文化的自信。然后,又能告诉和指引来自知识界或文化界的人们,发现民间地道的东西。  灰娃:我今年70多岁,从我接触艺术的年龄起,就了解到,能把中国民间艺术上升到美术造型的角度来对待的,是张光宇、张仃、叶浅予他们三个人。解放后,虽说民间的东西变得喜闻乐见了,但美术不是这样,人们一般还是认为民间美术是落后的土的东西。文化革命结束后,改革开放了,西洋人开始喜欢我们民间的东西,这样,人们才又开始关注这些艺术。  王鲁湘:洋人当时对我们最大的冲击,就是让我们知道了土的东西是最洋的。  灰娃:张老见到好的民间艺术,常说:老百姓太聪明了。他自己存的东西中民间的最多,他对出土文物不是很感兴趣,而对民间的精品非常感兴趣。  李兆忠:作为老百姓个体,一般觉察不到这一点,在洋货面前还很自卑。于是,会把石灰墙改成水泥的,否则,儿子要不上媳妇。对民间美术的认识,像张老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呀!等于是又一块根据地被破坏了。以后,或许也很难有像张仃先生这样的人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审美的参照。  王鲁湘:就是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作为中流砥柱。  李兆忠:现在真正发自内心,不可救药地喜欢民间艺术的人还是少,很多都是理性上的关注。像张仃先生差不多把这种热爱当作人生的一个信仰。  六  张值:张老,您能说说当年见毕加索的情景吗?那是哪一年?  张仃:解放初期,哪一年我忘了。  王鲁湘:是1956年。  张仃:就是56年,当时有一个文化代表团去法国,我正在法国搞博览会,负责中国厅的设计。后来,展览会闭幕了,我就参加文化代表团。当时代表团里头有画家,叫王雪涛。但是,他不知道毕加索是干什么的。还有作家叫李霁野。代表团的团长是吴德榜,他是科学家。我给他们提议呀!我说:这个毕加索是西方文化的代表,我们应该去看看他。当时带了两幅中国杨抑青的门神年画,我准备送给他。我想:他看到这个年画会很高兴的。当时,代表团里有个政治委员,党代表,他反对。他说:这是宣传封建迷信,不好。我只好不给他了。同时带来了一个齐白石的印刷品画册。年画没送成,我就送给他齐白石的作品。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毕加索的东西,我曾经从一个有钱的同学那儿看到过毕加索的画册。  张值:那是很早了。  张仃:在美术学校的时候,十几岁吧!当时我对毕加索的艺术很喜欢。  张值:您最喜欢他什么时期的作品?  张仃:搞变形呀!我搞装饰是受他的影响。当时,毕君武开玩笑,说我是毕卡索加城隍庙。是摩登的跟最土的结合。  张值:对这种说法你认同吗?  张兆忠:当时说这话是带有贬义的。  张仃:到法国南部以后,去了毕加索家里,当时毕卡索就很有钱啦,可他房子一点也没有收拾,那沙发的弹簧都出来了。但满屋子都是作品,有他的雕塑,他的绘画。我当时觉得这人真的是艺术家。他把整个的精力都投在创作上。我们代表团去了以后在客厅里坐着,他从楼上下来。中午他可能在休息,他从楼上下来就穿一个蓝的汗背心,短袖的。他很高兴见到我们。可惜这时的翻译很困难,所以,在学术上就没说什么东西,就一般的客气客气,照了几张像。我们临出来的时候,毕加索他在他的过道里有很多面具,一会他就变了一个人,搞得我们哄堂大笑。他说:我休息就用这个办法休息,自己娱乐自己。很匆忙,没有谈多少  东西。  张值:当时毕加索给您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张仃: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朴素的画家,整个精力都投在创作上,生活什么的很不讲究。  张值:当时是几个人去毕加索那里?  张仃:有五、六人,整个代表团都去了。  张值:您所喜欢的山水,一般有什么样的特点?  张仃:有人文气息的山水。有民居呀!有文物古迹呀!这些我喜欢。  张值:您最喜欢的山在哪儿?  张仃:我去太行最多,去过了六次。  张值:您对黄山呢?中国第一名山?  张仃:黄山我去过四次,黄山风景是好,但文物古迹很少,特别是没有民居,我喜欢有老百姓的地方。  张值:您有没有专程去桂林写生过?  张仃:在桂林兴坪,画过长卷《兴坪渔家》。但我最喜欢去的还是太行,太行是我的老根据地,那里的老百姓也好,山也好。我对太行很感兴趣。太行特别是民居呀,好极了!太行老百姓的房子都是石头盖的,房顶是青石板。老百姓呢?觉得这个太土了,盖这种房子,农民娶不到媳妇,后来,在很远的地方拉来了红砖,把石头挡上,结果变成红砖的墙,很难看,把自然破坏得很厉害。  张值:您到太行具体什么地方?  王鲁湘:张先生到太行走的村子,我随便点一下就好几个,像上勺村、杨头地、拴马村等,太多了。  张值:一般在一个村,张老停留多长时间?  王鲁湘:有些村他六次去太行都去了。  张仃:有些画家去黄山的很多,我也去过几趟,但是,从情感上来说,我更喜欢太行。黄山就是个美,有云雾,松树呀!  灰娃:太行是石头和树枝的世界,民居、鸡窝、磨房等都是用石头垒起来的。树有时弯弯曲曲的,核桃树、柿子树等没有一棵是直挺的。他去的时候树叶还没有长出来。  李兆忠:在这种地方,特别适合用焦墨来表现。  张仃:我去太行差不多都在三、四月份。在树叶没有出来之前,结构很清楚。  灰娃:他每次进山都忘记自己年龄了,动不动就嫌人家慢,其实人家很快。他那种兴奋,一到山里走得也快,我总是感觉他怎么这么着急啊!  张值:张老去外地住在那儿?  灰娃:他到一个地方马上就进山去,他不喜欢呆在宾馆里。但他喜欢与一个机构联系,对当地的官员要保密,不让说他来了。假如地方政府官员知道他来了,要请他吃饭什么的,他都不愿去。他让陪他的年轻人替他去了。他最不愿意这种应酬。他一到山里就抓紧时间,可以说是分秒必争。  七  张值:张老去山里一般几点起床?  灰娃:天刚刚亮他就起床,别人都不知道,他一个人就跑了。我们一睁眼,怎么不见张老了,赶紧去找,他一个人在河滩上画呢。  张值:能谈谈张老出行的具体情况吗?  王鲁湘:张老先生出去写生,因为年纪大了,这种出行跟年轻人不一样,不像年轻人背起行李就走,再加上他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所以,他的出行就变成一个问题。  张值:能谈谈这个问题吗?  王鲁湘:像张老这样的年纪和地位的老先生出门,有几种方式。一种是高调出场,现在相当一部分是这种高调出场的。专车接送,官方围者如云,前呼后拥,然后,每到一个地方,新闻频频曝光。老先生从来不喜欢这样,倒不是因为老了,他从来就不喜欢高调出场,从来都是低调。既然是低调,就给他的出行带来许多麻烦。这种人物应该是高调出场,没有什么疑问。可是,他一定要低调出场,坦率说,这也给我们这些随行人带来麻烦。出行决不与官方机构接触,纯粹是个人出去画写生,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为了尽可能给这种单一目标带来无谓的干扰,我们也想方设法排除干扰。  灰娃:我们为排除这种干扰,很困难,得罪了很多人。  王鲁湘:得罪很多莫名其妙的、八秆子打不着的人。  张值:的确很难处理。  王鲁湘:由于大家都知道名人字画就是银子,而且是非同一般的银子,老先生的到来就会激起很多莫名其妙的人的莫名其妙的幻想,他们会把老先生的到来转换成很多他们所理解的机会。我们就非常繁忙了。有一些的确是正儿八经的官员;有一些是当地著名的企业家;也有一些的确是年轻的绘画爱好者。有真正的朋友,来真正严肃地探索相关话题。但是,更多的是动机不纯的人,像这种事你碰到就会很麻烦。 可是,你真的出门了又离不开一些关系,比如说我们没有车,在当地也没有别墅、宾馆,对当地的许多情况也不熟,必须有些关系。要与某个机构联系,这个机构又要动用许多社会关系。这些实际上就都是人情关系。  张值:张老的出行与我在下面碰到的一些当代名家完全不同。他们一般是高调出场。  灰娃:他不愿意,如果真碰到这种事,他毫无办法,很不会处理这些关系。  王鲁湘:他不是那种结交三教九流、应付自如的人,也不是在酒席宴上谈笑风生,和各式各样的官员、大款勾肩搭背的人。他完全不是这样的人。  灰娃:真有这种事他不会应酬,很烦,他得真有他的学生和朋友保护才行。  王鲁湘:但是,每次出去,这种场合是不会避免的。一旦有这种场合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情况,老先生像个佛一样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说话。他本来听觉就不很好,干脆就坐到那儿出于礼貌地有时脸上带点微笑。  灰娃:其实他心里很难受。  李兆忠:一顿饭需要好长时间,老先生就这么坐着。  王鲁湘:老先生平时在家里的饭简单极了,也就十几分钟解决问题,吃完饭以后,该工作就工作,该看书就看书。  李兆忠:在外面白天画画已经很累了,晚上只想早早休息,可那边市长在饭店等着,他们便来求你去,都恨不得下跪。  灰娃:是呀!好多次都是这样。他实在不愿去就对他们说:让我的学生和朋友去好不好?他这个人很真实,前几天电视台来,导演、摄影都在,问张老对中国山水画一百年来怎么看,他就谈谈黄宾虹和李可染。又让他说自己的山水,他说:我还是刚入门呢,是个小学生。经过他这么一说,电视台的都笑,我说:你们别笑,他是真的,真的是这样想,不是故意的。我说为什么他是真的,因为他太知道中国画的深浅了。  王鲁湘:中国许多画家画中国画可以不要写生,同样可以把画画得很好。许多画家功成名就以后,所谓出去不是写生,是出去观光,还有的是出去打市场。到一个地方弄几十万回来,是以这个为目的。对他们来说必须高调出场,不高调出场就造不出市场的轰动效应。不会引起观者如云,画价也抬不上去。可是,张仃先生真的是出去写生,他不是出去打市场。像这么大年纪的出去写生的画家真太少了,就这么一个老头。另外,老先生除了专程出去写生之外,有许多地方都是顺便去的。比如张仃先生还是民间艺术家协会的领导,民间美协每年的年会都在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景都不错的小县城里开。他就在开完会后,在附近的方圆几百里的地方停留一段时间。这种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写生采风更多一些。真正的写生这几年比较集中在太行。然后是西北,南方的一些地方大都结合工作多一些。  张值:最近几年你是不是在跟随张老写生?  灰娃:鲁湘跟随了许多回,他要写呀!都是一块下去。  张值:你是哪一年开始关注张老的艺术?  王鲁湘:八十年代后期,八六、八七年吧!  张值:怎么开始的?  王鲁湘:是跟兆忠的关系,当时,我还在北大读研究生,我和兆忠就认识了,兆忠在《文学评论》做编辑,我给他写过稿子,后来张老在中国研究院有了展览。第一次全是焦墨的展览,我去看画,因为我很喜欢看画,有一些好的画展我是要去的。  李兆忠:是我给你的请柬。  王鲁湘:哦!对,后来兆忠带我去见了张老。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早就知道了张老,早就闻其名了,只是没有缘份嘛!我原先在湖南读大学,也没有缘份认识张老。所以,有这么一个机会就认识了。看了那展览以后,我很激动,写了一个评论,就在《美术》上发表了。我读书的时候《美术》经常向我约稿,我是学美学的,是叶朗的研究生。既然要做美术评论,就要对画界有更多的了解,最后有些问题就经常到张老家里一起聊。这个过程,使我和两位老人维持了这么久的关系。这不仅是评论家和画家的关系。我写过很多老画家的评论,也写过许多中青年画家的评论。但是,像这种关系始终不可能有的,我也觉得奇怪。这两位老人的身上到底是什么在吸引我,让我消除距离,甚至完全消除某种距离?要知道我们中间隔了四十年呢!就说代沟也很大呀!但我跟两位老人没有代沟。我们在这样一个小的环境里,可以讨论任何问题,我们讨论的更多的话题可能与美术没有关系。  张值:是不是你们对许多事物的看法相近?  王鲁湘:对,张老的这个房子就变成我在北京的一个精神家园。在这个家园里也结识了一些很好的朋友,像兆忠,我们这么多年,也有一、二十年,我们的关系一直维持得非常好。在这个地方我也结识了另外一些,包括工艺美院的很不错的老师,都是在这个地方认识的,后来都变成很好的朋友。  张值:你对两位老人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王鲁湘:这两位老人活在真性情中,和这两位老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你都不会在这两位老人身上看到一种面具。这两个老人的品味,在我们这个社会中间可以说已经凤毛麟角了;那种朴素中呈现出的一种大美。这种感觉在艺术界的同行中你很难再找到。另外,两位老人的身上充满一种历史的沧桑,这对一个追求人生深度的人来说具有很大的魅力。你想使自己的人生深刻一点,有一点深度的话,你会在选择朋友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被这种品格吸引。  张值:难道是这个使你一直关注张老?  王鲁湘:最可贵的是他们永远没有生活在一个定格的时代。同样,像他们这样年龄的,具有历史沧桑感的老人也有,但是,这些老人的人生在四十年、甚至五十年以前已经定格了。与他们接触时,尊重他们,但永远只能使用他们所能接收的语言谈话。你时刻要警惕,有可能哪个地方会犯了忌了,让老人不高兴了。他把你视为异类了。这样的老人很多,他的人生被定格在历史的某个瞬间,生命再也没有延伸了。但这两位老人不是,这两个老人永远在学习,他们永远在一个追踪这个时代最前沿的一些全新的话语,而且,这两位老人身上具有一种非常可贵的,不自我封闭的、一种反省、反思的精神,使我能够与他们一起交谈时没有禁区,能够畅所欲言。两位老人的性格、趣味、知识面非常广泛,不是说我们在一起永远谈一个狭  隘的问题,或关注一个狭隘的层面,一个事件。  张值:能具体谈谈交流的内容吗?  王鲁湘: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小小的客厅里,从最古老的话题会讨论到易经,讨论到庄子、老子,也可以讨论到西方,到古希腊,有时候在一起还讨论圣经等等。  八  张值:张老,您喜欢的外国画家有哪些?  张仃:乔治格罗斯、里维拉、珂弗罗皮斯、威廉格罗拜。  张值:您是怎样把西方的和民间的东西融在一起的?  张仃:我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很自然形成的。  王鲁湘:他就能从毕加索和马蒂斯中,发现来自民间的一种力量、一种因素。很多人学毕加索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后来,国画写生的时候,他希望把来自西方写实主义和中国的一种观察山水的方法尽可能的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带有写实的面貌,其实骨子里是中国文人画的感觉的山水风格。后来,搞装饰绘画,他就把毕加索和城隍庙,现代绘画和民间绘画,变成一种水墨装饰绘画。文化大革命后期,焦墨的语言,包括对用笔风格的推崇,其实是文人画的标准。但你看里头的精神内含,又是一种很朴素的入世的民间因素。那种完全现实的,当下的、来自民间的关怀。可是,笔墨中间确是一种文人画所推崇的人文价值,是心灵的写照。  张值:你能不能把张老后期的焦墨与可染先生晚期的作品比较一下?  王鲁湘:李可染先生晚年的画开始走向神韵,所谓神韵的载体是墨,是墨韵。他越画用线越少,而且对墨韵的这种追求也越来越自觉,进入他所说的魂画之境。可是呢?张老的焦墨绘画在走相反的方向,走向线条,完全走向线条。张老与所有的山水画家谈话的时候,包括一些画家到家里来谈。谈具体的意见时,他一再强调的是在线条上下功夫,越到晚年越觉得由中国的这个毛笔,带着在一种书法的内含所体现出来的线条,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这里头有太多的精神和文化的内涵。在老先生看起来,这里有读不完的东西。  张值:台湾的一个批评家说,张大千到晚年,吃饭都要人陪着,没人陪他聊天,他吃不下饭?张老呢?  灰娃:他不是。  李兆忠:张老这样的老人是很特殊的。  王鲁湘:张老主要对很多事情都低调处理,所以,他越来越回归作为画家的本我。  张值:张老一直在画焦墨,没画别的?  王鲁湘:张老画焦墨,的确有许多人不理解,特别是工艺美院一些老弟子,有好几次跟我们说,能不能劝劝老先生再回到以前的东西里。但是,老先生是一个尊重自我感觉的人,如果外面人说某种东西好,或者能卖钱,能获得很高的评价,这些对老先生来说,一点也不困难。他是一个全能画家。在这一点上他与其他的一些画家不一样,有些画家只能画一样,别的不行。而他是觉得现在画焦墨最符合他现在的心态,他就画这个。  张值:也就是说,张老每个时期的作品都是他真实性情的反映。  王鲁湘:他是真正能耐得住寂寞的老画家。我接触的老画家中,这是一个真正寂寞到家的画家,他一点都不怕寂寞,在他的艺术探索和转变的中间始终保持着一种两极的张力。  九  张值:兆忠,你是什么时候和张老认识的?  李兆忠:我是先认识灰娃,我觉得灰娃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女子,灰娃的存在对张老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我觉得要写张老,不能不研究灰娃。  张值:那你写第一篇评论张老的文章在什么时候?  李兆忠:1987年,张老在中国画研究院的展览以后。  张值:你与鲁湘差不多同时写文章评论张老作品,是吗?  李兆忠:对!我对美术纯粹是一种爱好。鲁湘,他没有介绍自己,他在北大是学美学,其实他最早也是画画的。  张值:鲁湘在北大读美学是硕士还是博士?  王鲁湘:硕士,那时还没有博士。  张值:你本科在哪儿读的?  王鲁湘:湖南读的中文。  张值:那你是什么时候画画的?  王鲁湘:从小像张老一样,没有上小学之前就信笔涂鸦,后来在成长过程中有几个朋友是搞美术的,我们一直在一起画。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们都要考美术学院,但是,由于当时下放到农村,不知道什么时候考,就错过了考试。所以,我就考中文。我那几个朋友就考上了美院。  张值:是不是这种美术情结一直存在?  王鲁湘:对,我上大学订的杂志都是美术。  张值:这对你后来搞美术批评打下了基础。  王鲁湘:对。  张值:兆忠你是搞文学批评的,你觉得搞文学评论与美术评论之间有什么关系?  李兆忠:非常相关呀,我大学毕业的论文就是《艺术的渗透》,就是美术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  张值:那么,是什么使你对张老如此关注,并且成为他的艺评人的?  李兆忠:是,张老的艺术思想。  张值:能详细说说吗?  李兆忠:我觉得张老最让我震撼的地方是他用最简略的形式表达他的思想。他用最朴素、最单纯的语言。这种语言,你听的人没有一种虔诚之意可能不容易领会,张老谈话非常简练,但能用最朴素的语言来表达最具内涵的思想。  张值:这是不是对你写文章有启发?  李兆忠:我现在写文章也越来越精练了,把不必要的一些东西都去掉了。  张值:你评论张老时,切入点在哪里?  李兆忠:我还没有像鲁湘这样专业,一般是从文化角度写,有些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写,仅是一种外部的研究。  王鲁湘:我俩的文章放在一块儿,你一看,我的文章不太亲切,他的文章更适合阅读。  张值:兆忠,你能回忆一下,你陪张老出行时,感到最麻烦的事是什么?  李兆忠:张老与其他画家不一样,他一点没有架子的,他不要求什么,跟他在一起,我们没觉得什么麻烦,只是,他在画画的时候表现得很顽强。有时,张老画画的时候不要命,这是有点麻烦。这么大年纪了,在山顶上不顾危险的,有时就在悬崖边,这个让人害怕。  张值:张老在写生时,有人给他撑伞吗?  李兆忠:他不要求,他画画的时候墨盒呀!纸笔呀!这些东西不能出差错。有一次,我们把墨盒没拿,要画画了,什么都没有。他发火了,他发火从来不向我们,他向灰娃。他说:老同志,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了?!那是在陕西,我记得非常清楚。  张值:如果当地有应酬,张老不想去,但人家一定要他去不可,这种状况有吗?  李兆忠:有,有呀!这种事每次都有!  张值:那你们怎么办?  王鲁湘:最难处理的就是当地有些不知趣的领导。比如说,他买了当地的土特产,而这个土特产恰恰是张老非常讨厌的一种民间工艺品。他拿来要送给你,然后,他又不当面说,他通过秘书来和我们说:要用这个东西换张老的一张作品。这是我们最难处理的。但是,我们一直坚持一个原则,画,绝对不可以。可以书法,因为,每一次出去写生,事实上我们所享受的所有的招待,最后都是老先生的一堆一堆的书法换来的。  张值:对这种事情你会不会厌恶?  王鲁湘:我们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长大,所有的东西都熟悉了,往往一出去,我们就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很清楚,只是希望能够把这种干扰因素降到极低,或者让老先生不要直接遭遇这种干扰,我们要做的是这些,把各种可能干扰的与老先生绝缘。然后,我们就说,你有什么要求用纸写下来,我们一定满足你。别的你没有办法。我们出去对老先生本人最担心的是什么呢?他一到了山里,他真不要命。  张值:怎么个不要命?  王鲁湘:他忘记自己的年龄,比如说一下车,我们在车上经常要打瞌睡,一路上要走好几个小时,老先生在车上从来不闭眼睛,他只是在车上,永远没有闭过眼睛。其实,他是最累的,我们到了一个地方以后,我们就休息休息;他要画画。  李兆忠:张老有几次是很危险的,真是拿着性命去的,有一次到贵州,得了缠腰龙,那地方据说是一种瘴气。  王鲁湘:可能是一种细菌感染,这种缠腰龙很厉害的,在家病了半年多,天天打针吃药,才把这个调治好。那个缠腰龙钻心的疼。还有一次,那是92年的春节,我们到陕北去写生,在无定河旁边零下23度,寒风刺骨,冻得不行,零下23度,你想无定河上的那个冰都冻得像小山一样,老先生坐在冰上,一坐将近2个小时,我们站在旁边都冻僵了。后来,正月十五的那一天,我们踩着积雪,上太白山,就是秦岭的主峰,上到没有路为止。老先生就坐在雪地里头画画,画的是太白积雪,当时画的时候就觉得老先生不对,听到他的呼吸很粗。其实那个时候他就发高烧了。但是,我们不知道,等画完以后,上车坐在他跟前,发现他身上烫人,一摸发烧了,烧得很厉害。下山以后马上住院,在西安一住院就是一个月,就是他完全不要命,他本来应该跟我们说,他就不说。  我们跟他出去写生,他老是坐在司机的旁边的那个位置,一停车,我们在后面的人最担心的是什么?他一跳就下车了,特别担心他跌倒了。因为,你不知道车停在什么地方。灰娃:他一到山里,他就不要命。把手杖一扔,像孩子一样向前冲,有一次算好,把他拉住,一看脚下就是悬崖,真是太危险了!  十  张值:张老现在身体还行吗?  灰娃:他身体还行,他脑子里不想别的就想画画,写字什么的,他就想这个。像老年人常可能患的心血管病,他都没有。  张值:您最早认识张老是在延安?  灰娃:是的,我是儿童演员,他是艺术老师。  张值:当时,您怎么看张老?  灰娃:那时,大人讲话我们都不懂。  张值:您那时有多大?  灰娃:十二、三岁。  张值:您第一次接触张老的画是什么时候?  灰娃:在延安,他画的鲁迅,一个大头像。他也给我们设计服装,搞舞台美术。  张值:您是哪一年与张老生活在一起的。  灰娃:那是1986年,有十几年了。  张值:86年以前您与张老往来多吗?  灰娃:有时候来,像文化革命期间松一点就来,文化革命前来得多。  张值:张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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